韩愈《原道》的目的是以“塞”促“流” , 以“止”达“行” , 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目的只能是“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 。 但经由宋明而至清朝 , 道统有继 , “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状态却还是没能出现 , 晚清以降 , 民众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反而被投入到更加水深火热的生活深渊中 。 于是乎 , 所谓的道统就变得可疑起来 , 人们由用而体 , 反思中国文化之优劣 , 而有“尊荀”和“排荀”两派 。
“排荀”者 , 首推谭嗣同闻名 。 其《仁学》宣称孔子之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思孟学派 , “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 , “痛诋君主” 。 但不幸的是 , 这两大支都失传了 , “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 , 故荀子应该为中国的专制政治负完全的文化责任:“二千年来之政 , 秦政也 , 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 , 荀学也 , 皆乡愿也 。 惟大盗利用乡愿 , 惟乡愿工媚大盗 , 二者交相资 , 而罔不托之于孔”(《仁学·二十九》) 。
谭嗣同的《仁学》被梁启超视为“一种元气淋漓景象”的“排荀运动”的结果 。 所谓“排荀运动” , 是指梁启超、夏曾佑与谭嗣同三数朋友诗酒唱和 , 痛诋荀子:“清儒所做的汉学 , 自命为‘荀学’ 。 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 , 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 。 这里梁启超将“排荀”运动理解为一种对“乾嘉考证学”的“革命” , 因而在其中找到了“精神解放”的愉快 。 这就见出康有为的影响 。 康有为判“二千年来皆荀子、歆学”(《孟子微》) , 以其最痛恨的窜改者、伪造者刘歆与荀子并提 , 言其“令二千年之中国 , 安于小康 , 不得蒙大同之泽”(《礼运注序》) 。
同“排荀”者一样 , “尊荀”者亦在文化中找寻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 , 但这次不是“绌荀申孟” , 而是“抑孟扬荀” , 其代表当推章太炎 。 章太炎说:“窃谓孟子之学 , 虽抗言王道 , 然其实郡县之才也……其可选成循吏 。 即孟子得时乘权 , 亦不过如黄霸龚遂耳 , 不如荀子之规模扩大” , 甚至还有“孙卿死而儒术绝”的夸张说法 。 章太炎此议 , 一方面是对“排荀”论者回应和反弹 , 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其治学门径、治学方法不同于康梁等人 。 作为晚清朴学大师俞樾的弟子 , 章太炎承乾嘉考证学之遗风 , 不专治经 , 而于子史尤为关心 , 重实事求是 , 是故必然反对康有为等断章取义、随意解经的今文经学 。 章太炎自述其情曰:“时在上海 , 梁卓如等倡言孔教 , 余甚非之 。 或言康有为字长素 , 自谓长于素王 , 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 , 狂悖滋甚……时余所操儒术 , 以孙卿为宗 , 不喜持空论言捷径者” 。 其时梁启超亦曾自述其排荀之情:“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 , 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 , 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 , 不惟厌他 , 而且恨他” , 两相对照 , 正同水火 。
以上分析晚清“排荀”与“尊荀”取向之不同时 , 多就“知识的利害”而言之 。 又由于通过这种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的“知识” , 人们的目的是要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 , 所以这种“知识的利害”同时又是一种“道德的利害” 。 无论是“排荀”还是“尊荀” , 论者无不以为只有自己才真正找到了为天下苍生计的正确道路 , 才是合乎道德的 , 遂以自己所掌握的道德尺度批评对方之为非道德 。 这种知识的正确、道德的高尚中有没有隐含物质利益的要求呢?此问似乎有本质主义倾向 , 亦太过阴暗 , 但却不是不可能 , 如梁启超之“善变” , 其中当然不能完全排除“物质利益的利害”之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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