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阮元在《诗序》以“容”释“颂”基础上从舞蹈的形状方面出发,将早期音乐和舞蹈元素共同纳入到对“颂”内涵的讨论中 。该舞容论表现在“颂”乐图中的类型即为“乐舞”,如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的人物彩陶盆内侧原始先民手拉手歌舞的视觉图像 。这一“我国最早的乐舞图像”是先民们通过音乐体悟进行巫术性质宗教祭祀活动的视觉转化,堪为古代音画结合的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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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的人物彩陶盆内侧出现了原始先民手拉手歌舞的视觉图像
秦汉时期,伴随礼仪祭祀中心从宗庙向墓地的转移以及厚葬风气的盛行,墓葬视觉文化日趋繁荣 。这时期“乐舞”类型主要表现在墓室壁画和画像砖中,尤其到了东汉后期非常繁盛,如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附近的和林格尔东汉墓室壁画《乐舞百戏图》 。此汉代“颂”乐图精品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封建地主官僚歌舞达旦的生前享乐生活情境,从壁画内容也可了解汉代各地区民族文化因素、民族精神传承和审美的标准,可谓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隋唐之际,“乐舞”类型多集中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 。据统计,仅唐代莫高窟壁画中有音画题材的洞窟多达两百多个,绘有各种乐器、乐伎人物以及乐队演奏等有五百多组,吹奏、弹拨、打击等各类乐器大约四十多种 。其中初唐最有代表性的220洞窟中的乐舞图中奏乐者生动逼真,舞者舞姿新颖别致,乐队规模宏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颂”乐图逐渐由巫术祭祀文化向礼仪文化演变 。辽宋后,随着音乐在民间的发展与繁荣,“乐舞”类型更多地表现为散乐(百戏),包含着各种民间音乐的新因素,如带有音乐、舞蹈、故事情节的戏曲 。而“颂”乐图中的人物造型、穿着、表情也直接反映了彼时生活的审美观 。无疑,“颂”乐图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尤其是集绘画性、文学性、音乐性于一身的多重审美结构,成为文化艺术研究中珍贵的灵感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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