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范例,那个听鸡鸣看日出的十九岁青年,是在很长一段岁月沉淀之后,才感觉到那个时间节点和它的了不起。要不是后来离开绘画转向写作,可能还不会发现和描述这个事情。
这个时间节点的长度为几年,还有比它长的呢,长到难于把握。
有的时间节点很短,短到不容易遇见。
岁尾年初,我看到一位作家朋友的私人大事排行榜。“排名三:2021年夏天,某周末,我到郑州北龙湖跑步时,遇到一朵刚刚开放的荷花,早到一天,它不会开。晚到一天,它定然衰败。没有早一天,也没有晚一天。这种像是奖励一样的美好事物,总可以让我抵御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无助。有时我想,我为什么会选择跑步,有可能就是为了某一天的某一时刻,遇到一片云,一朵花,或者几声鸟鸣吧。”
排行榜上有10件事。他把这件事排在穿越腾格里沙漠、在西藏高原行走、散文集获奖等几件年度大事之前。在他的目光里,那朵荷花最好的观赏时刻只有一天,不像高原和沙漠一直等在那里,也不像每天的太阳都会升起,每天的乡村都有鸡鸣。你与一片云、一朵花、几声鸟鸣相遇的时间节点很短,错过也就错过了,赶上了才是不小的幸运。
写作时怎样准确把握时间节点,应该说很难。
巴金的散文集有几十部,数量上占优,其中有比较明显的几处时间节点。
第一个范例是写于1933年的《机器的诗》。
他写道:“到了潭江,火车停下来。车轮没有动,外面的景物却开始慢慢地移动了。这不是什么奇迹。这是新宁铁路上的一段最美丽的工程。这里没有桥,火车驶上了轮船,就停留在船上,让轮船载着它慢慢地渡过江去。”
巴金看到的是大步跨进机器时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新出现的时间节点,人们开始欣赏机器的力量,机器工作的巧妙,机器运动的优雅,机器制造的完备。“看见这些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的昂头自如的神情,我从心底生出了感动……机器是创造的,生产的,完美的,有力的。只有机器的诗才能够给人以一种创造的喜悦。”
第二个范例是1941年的《长夜》。
“我觉得我自己站在一群叫嚣的人中间,高耸的断头机的轮廓贴在淡蓝色的天幕上,一个脸色惨白的年轻人带着悲痛立在台口,”巴金写道,“悬在架上的大刀猛然落下。我的心一跳。应该听见那可怕的声音。鲜红的血溅起来。又一个头落在篮子里。那只粗壮的手拿着头发把这个头高高举起给台下的人看。”
他写的是当年去欧洲留学时进入的法国历史。断头机通译为断头台,法国作家雨果在作品中曾多次描述那个高大的杀人怪物带给大众的恐怖感。那时的法国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整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间节点。
巴金一向称雨果为自己创作上的外国老师,对雨果作品描述的时代感受深刻。他感慨道:“对一百五十年前的悲剧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纵然怀着满腔的悲愤,也无从发泄……难道我还有什么办法来改写历史,把砍去的头接在早已腐烂的身上?”
第三个范例,1978年写的《怀念萧珊》。
妻子萧珊活了五十多岁,丈夫巴金活到一百多岁。他无数次想起妻子病故的1972年,那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
他不能忘记生命尽头的萧珊:
“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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