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我忧故我在”的……思想史及现实意义( 三 ) |忧虑|彼得·盖伊|现代主义|文

作者在“前言”中介绍了全书的写作框架。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忧虑的基本定义、在现代主义文学中透露出来的忧虑概念“简史”以及忧虑的隐蔽性及其与特定群体、与现代个体性的特殊定义的关联。第二章深入思考了忧虑的根源在于自我信念以及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人们“应对”忧虑的策略等问题。第三章探讨了忧虑如何从理性中产生，看起来是一部宏观的忧虑思想史，涉及忧虑与信仰、理性、逻辑、选择、决策以及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的联系，可以说是全书思辩性和批判性最集中的核心部分。由于本章议题的重要性，作者在这里预先介绍了一些重要思路与观点。首先是探究了在“理性的诞生”这个确立了理性推理与人类选择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的文化神话中，忧虑如何同时伴随而来，以及文学和视觉艺术的相关表达。然后“讨论了从这种宏观的忧虑史中产生的那些当代问题” ，以及忧虑如何为哲学和政治思想提供了反思和批判性的视角及观点。从“忧虑”视角出发重新思考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市场中的选择观念、“自由人”的概念以及社会和谐与人的“解放”等问题，把忧虑看作是对主流政治假设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是对“我忧故我在”的思想史意义及其现实批判意义的深刻探索。虽然该书的副标题只是提到文学与文化史，但是从这一章的论述内容及其重要性来看，思想史及现实性才是该书最有分量的重心。最后一章的结构比较松散，从在该书写作中产生的忧虑到思考忧虑能否作为对于当代文化追求肤浅的、自我中心的欢愉倾向的一种必要抵抗，论证忧虑者的存在能增进我们社会的福祉，还探讨了忧虑者如何从视觉艺术和音乐中获得暂时的慰藉，在这里显示出比较独特的文化史研究视角。作者最后认为，生活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的人们注定无法摆脱忧虑，最好的做法就是理解它背后的成因，强调该书的主旨是不变的：就算不能“治愈”忧虑，我们也可以大胆尝试去理解它。（11页）
从概念到思想， “忧虑”充满了难以精确把握和难以观察的特征，奥戈尔曼的比喻很妙，比如说它像蝙蝠那样见光即逃，像睡眠一样只在人没准备好去观察的时候发生；它既可以是一种集体情绪，但更多是一种私人体验。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晚期资本主义如何让人们沦为支离破碎的、焦虑的自我揭示忧虑的社会经济根源，而在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看来则有可能揭示忧虑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我们日常的忧虑之下，隐藏着最深层的精神创伤。奥戈尔曼同意这些视角和研究也可能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验证。（13页）
一部由“忧虑”而产生的思想史及其与当代生活的联系，还是要追溯到作为“思想的诞生”的西方古典时代，但是作者没有仅仅驻足于此，而是迅速经过文艺复兴而抵达十七世纪的笛卡尔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奥戈尔曼对于线性的、简单化的理性思想发展叙事并没有完全认同，只是承认从信仰到理性的“这些转变的象征性时刻确实有着强烈的意义，哪怕它们不是‘真的’或证实为真，也仍然很重要。 ……从无须思索的信仰世界到独立思考的世界的转变，确实是当代人类历史的一大解释性神话，即使我们无法将其精准描绘，或在任何简单意义上称其为正确。从信仰到理性的转向，是关于我们‘走向自我’的伟大西方故事，是关于个体性诞生的宏伟神话，是具有抚慰功能的叙事：关于自我的重要性以及正当的、完整的为自己着想的‘权利’” 。（130-131页）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划时代意义因此非同寻常，他在现代史上留下的最著名的（在奥戈尔曼看来也是最傲慢的）哲学命题是“我思故我在”（je pense ， donc je suis），但没想到伴随着”我思”而来的是“我忧” 。奥戈尔曼指出， “因为独立思考必然会有出错的可能。显而易见，笛卡尔借助思维的推理过程否认了信仰。他的名言抓住了——或是重新抓住了——忧虑得以存在的条件。也许，他本应该说：‘我忧故我在。 ’”（131页）因懂得思考而产生忧虑，这有点像苏东坡说的“人生识字忧患始” ，但是在奥戈尔曼看来的忧患不仅是关于人生的感慨，而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议题和当代生活的难题。 “忧虑正是从人们的反省、评估、权衡、怀疑能力之中诞生的。令人伤感的是，做一个现代的忧虑者（从囊括所有史料的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其实不过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老旧标志。 Je m'inquiete donc je suis：我忧故我在。 ”（134页）这样看来，忧虑的出现当然不是始于笛卡尔的“我思” ，也不是始于人类有史以来的理性之“我思” ，而是与人的存在性紧密相连。这种与“在”同在的“忧”是本体性的，不仅指因无法把一切推诿于命运而必须自我选择所带来的忧虑，更是指因选择而带来的强大的负罪感——选择越多，下决断越困难，有效的行为就越是难以实施。因此才会出现所谓的“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这一概念于1957 年首次出现在陷入忧虑时代的美国社会。（148页）理性于选择的可能使“我们被鼓励着去相信有一个‘正确决定’ ，但这对我们的心态几乎毫无帮助，反而催生了愧疚感、不足感和挫败感，陷入过劳状态。我们容易执迷于‘正确决定’这个想法。 ”（148页）从理性、选择到“正确”崇拜，这是当代生活中最常见和最强大的思维力量。奥戈尔曼以英国近代哲学家、功利主义者约翰·穆勒的思想作为讨论的例子，说明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无比重要价值的关于理性、自由、真理的坦诚讨论和思想解放并非必然就能带来社会进步和实现人类福祉，在我看来这是奥戈尔曼的忧虑理论最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的论述。在“前言”中作者就已经提前论述了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雄心” ， “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由和理性的思考来达成定论，从而增进人类福祉。但本章采用了忧虑者的观点，认为通过理性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因此对穆勒的假设作了批判性评论。并且，我认为忧虑者还意识到了理性并不一定能增进人类福祉，这也是穆勒的乐观主义没能考虑到的一点。 ”（第8页）具体一点来说，穆勒在著名的《论自由》中提出的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梦想，他心怀崇高信念，相信理性的思考会解放真理，人们在温和表达的前提下不应限制任何意见的表达，而对任何观点的压制都只会降低那个完整的真相被理解的可能性；异见者之间的讨论会让双方逐渐认识到对方观点的合理性而一同走向共识。 “自由主义的梦想是，社会通过公开讨论逐渐进步，除了不宽容，一切都是可宽容的；一切皆可讨论，相信由思想带来的正确观点最终会占据上风。 ”（152页）但是奥戈尔曼指出现实并非这样。在忧虑者看来，陈述不同观点并不总能让问题更明晰，更不用说达成一致；而且，通过理性地分析各种决定的后果的之后，会出现对相信“正确答案”的忧虑，会导致在信息充足、论证充分、分析深刻却陷入犹豫因而使决策瘫痪。（153页）在这里奥戈尔曼也只是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范畴中指出不可忽视的忧患性因素，认为即便只是这些因素也足以使穆勒的自由主义理想难以实现。他没有谈到在近代以来的历史现实语境中，各种远比忧虑论更为强大的力量不断使这种理想遭遇挫折的悲剧。但是他的发问已然令人心惊：“被穆勒愉快地称之为‘真理’的东西，有多少真的会增进人类福祉呢？理性告诉我们为‘真’的东西，我们又能承受多少呢？”（155页）如果不应该把看作是对放弃真理的合理性论证的话，这就是发人深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