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高更的人体艺术：那远离文明人的世界在他心间闪动着诱人的光芒( 三 )

1883年初，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的高更，突然告诉自已的妻子，他已辞掉交易所的工作，决心献身绘画。这无疑是一件需要勇气的壮举，因为献身绘可就意味着生活没有保障、遭到嘲笑和轻蔑。
高更当时兴奋地写道：“我终于能天天画画了。”接下来，高更开始了穷困的艺术家生活，夫妻也失和了。1885年，高更把妻子和四个孩子留在妻子的故乡哥本哈根，带着一个孩子回到巴黎，靠贴广告补充家用。尽管生活艰辛，高更仍继续沉浸在艺术探索的天地中，研究瑟拉等新印象主义的画法，同凡·高结识，到布列塔尼地区蓬塔旺作画，这便构成了高更创造性艺术活动的基础。
1887年，高更动身前往马提尼克岛，热带金灿灿的阳光和火热的色彩把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美注入他的心间，也对他的艺术追求产生了影响。《蓬塔旺的浴场》(1886年)、《马提尼克岛的农舍》(1887年)似乎在印象主义的画风中透露着一些纯高更的因素。
1888年，高更再次来到蓬塔旺，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了否定印象主义原则，抛弃写实性传统的综合主义。在建立自由地表现艺术家内在体验和幻想的新语言时，高更向原始艺术、日本版画等借鉴了许多东西，他也吸收了欧洲中世纪艺术的某些因素。从这时起，高更独特的风格确立起来，《布道后的幻景》(1888年)、《带贝尔纳的自画像》(1888年)、《黄色的基督》(1889年)等就是他的代表性作品；装饰味的平面性、纯净明快的主观色彩，夸张简括的形体和线条，令人感到了一种极为大胆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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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更为首的一批在蓬塔旺活动的艺术家也给美术史增添了一个新名词——蓬塔旺画派。1888年10月，高更应凡·高地邀请到阿尔。性格志趣的不合导致了悲剧，凡·高割掉自己的耳朵后，高更便离开了阿尔。尽管高更有了一些年轻的崇拜者，但是社会并没有承认他，1889年举办的印象主义画家和综合主义画家的展览就招致了公众的讥笑。这时，高更开始接近象征主义的文人圈子，同大诗人马拉尔梅交往。
高更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感，由于他本人的艰难处境而得到了强化；而马提尼克岛的回忆，也使那远离文明人的世界在他心间闪动着诱人的光芒。高更终于下定决心，到那些纯朴的土著居民中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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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高更拍卖了他的作品，举行了告别宴会，在4月4日离开了亲人、朋友和故国，动身前往太平洋中的法属殖民地塔希提岛。处在原始风的热带环境，高更艺术最辉煌的时代到来了。那清新的视觉感受、那浓烈的原始生活，使他内心的幻梦和热情泉涌般地喷发出来。《万福玛丽亚》(1891年)、《持花女子》(1891年)、《游魂》(1892年)、《你什么时候结婚》(1892年)、《孤独》(1893年)、《敬神节》(1894年)、《塔希提妇女》(1896年)、《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1897年)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美妙、神秘、深沉、新奇的世界。其中蕴含着浓厚的原始热带地区的情调和强烈的真挚体验。高更曾赞美原始艺术：“原始艺术从精神出发并利用自然，而所谓精炼的艺术却从感觉出发并为自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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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希提妇女》(1896年)
他的塔希提岛的创作就体现了对原始艺术的创造力发展。高更在塔希提岛目睹了殖民主义者的凶暴，他对土著居民十分同情。除了中途回过巴黎一次外，他的余生都是在远离文明的世界中度过的。当十九世纪即将结束时，高更的精神和健康都日渐崩溃，他曾试图自杀，但没能成功。1901年秋，高更为了生活的缘故，迁居马尔基斯岛，由于他维护当地人的利益，招致了行政当局和主教的仇恨，在敌意的气氛中，衰老而又重病在身的高更去世了，其时正是1903年5月8日。在最后的岁月里，高更也创作了一些作品，如《白马》(1898年)、《海滩上的骑手》(1902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