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刘海粟与徐悲鸿恩怨难解：从年轻斗到去世，彼此瞧不起对方的画( 四 ) |刘海粟|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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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徐悲鸿晚年的照片更像一位政委级的干部，而不是一个老艺术家。经由文艺救国的思路，已经完全将自己和作品政治化。
这在积极方面而言，鼓舞了斗志，让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之奋进。但这只是特殊时期阶段性的作用。
于深永的艺术而言，逾越了这一时期，其价值就不会那么隽永了，因为艺术是为了触摸心性而存在的。而心性之心怀广大，不可能以斗争作为底衬。
这许是从苦难当中走过来的徐悲鸿所意识不到的。他的负重前行，更像是一种历史使命。
一如当年，他在国外学成归来，如同力挽狂澜，把已无生机的写实主义一把推至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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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画作
“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 ”这是康有为先生临终前给徐悲鸿的评语。
而他在政治上的倾向和刘海粟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徐悲鸿的个性是旗帜鲜明。非黑即白，而刘海粟是自由主义，在各个主义与其政要之间，更像是游走于交际场上，左右逢源。
解放后的徐悲鸿已在美术界奠定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当美术界提议让刘海粟出任华东美院（即上海美专，解放后被合并）的校长时，徐悲鸿提出反对意见，写信给文化部长周杨，称刘为“汉奸” ，并列举有关证据。
其证据说明抗战时期，上海沦陷时，日本人用飞机送刘海粟回国。回国之后，刘海粟与伪国民政府互动亲密，而日本人也在其婚礼上参与其间。
就这些经历而言，徐悲鸿把刘海粟与日本人的交往上升为民族气节，也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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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
诚然，具体的事件，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其细节究竟是何性质，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
据说，当年上海沦陷时，刘海粟藏身于油坊，但还是被日本人找到，而专机送其回国，也是有挟持的成分在内的。
对于日本人出现在刘海粟的婚礼上，其实这也不是刘海粟所情愿的。不过，当时日本人占据上海，要借助舆论为自己造势。
可以说，刘海粟是被舆论所绑架，日本人借舆论之势把刘海粟挟持到了自己这一边，亦非刘海粟所愿。
对于和汪伪政府的来往，当时中国的情况之复杂，大约会超出历史的描述。在那个年代，只能说政治倾向不很分明的刘海粟只是认人不明。因为，他无心于政治。
当然，这一反应在旗帜鲜明的徐悲鸿看来，上升到民族气节的说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徐悲鸿的个性一直是铿锵而坚守的，宁折不弯。
但，若真就说刘是汉奸，也有失偏颇。从1936到1937年，他先后创作了《虎踞图》、《四行仓库》等画作表达抗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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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仓库平面图
1939年，刘海粟带领上海美专师生举办画作义卖，为难童教养院筹资捐款。
刘海粟的爱国情怀在其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时就已很鲜明了，他的办校宣言是：
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在残酷而枯寂的社会里尽到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艺术可以救济中国民众的烦恼和痛苦，惊醒中国人的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