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佛像|朱博文｜新出土的东汉金铜佛像将告诉我们什么( 二 ) 墓葬|坐佛|佛教|佛像

佛法何方来
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在汉使蔡愔、秦景的陪同下，携带用白马驮载的佛经、佛像由中亚的贵霜帝国来到洛阳，汉明帝于次年为他们在洛阳西雍门外兴建白马寺一事一直被视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标志性事件。但标志性并不等于最早，从种种迹象来看，佛教在永平十年之前就已经传入汉地。而在我国新疆，由于地近信奉佛法的贵霜帝国，西域应当在比汉地更早的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即接触到了佛教。
汉朝对西域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构成了佛教沿丝路传入中原的基础。《后汉书》中记载了汉明帝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示谕楚王英的诏书内容，其中有“（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的内容。文中的“浮屠”指佛塔，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也被称为浮屠教；“伊蒲塞”“桑门”即在家信的居士与出家的僧侣，后世常译作“优婆塞”“沙门”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裴松之注中还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但史家对这则史料多持保留态度。
明帝诏书中不仅指明楚王英信奉佛教，还揭示出楚王在崇佛的同时也信奉早期道教（“黄老”）。同样在《后汉书》中，襄楷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向汉桓帝上书时提到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再次证明了汉代贵族常将佛道同作为崇拜对象。事实上，佛教在传入之初的确只是汉代众多信仰中的一支，佛也只被视为众多神祇之一，其在汉地的影响力并不足以脱离其他信仰而成为独立的体系。
除了中亚到中原的陆上途径，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南方的可能性同样值得注意。地濒黄海的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曾一度被认为是佛教题材，进而被视为是佛教由海路传入的实证。事实上，孔望山摩崖造像的确有鲜明的汉代风格，但其内容和人物形象并未出现明确的佛教元素，同时也缺乏文字佐证，将其视为佛教造像并无实据。但基于汉代海上丝路繁荣程度不亚于陆上的事实，佛教由天竺经安南传入徐闻、合浦等重要港口的可能性完全存在，进而引出一种推论：早期佛教或非单由中亚传来，中国南方的佛教可能自南亚独立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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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樊城区蔡越三国大型砖室墓出土的釉陶楼，汉地常见明器陶楼与佛塔塔刹的结合反映了早期佛塔可能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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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出使西域图壁画，莫高窟初唐323窟
因此，成任墓地出土的两件佛造像若确为东汉晚期的作品，则其出现时间虽早，但也已是佛教传入中国至少百年后，与史实并不抵牾。两件佛像的发现提示我们，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发端的时间比我们以往认识的更早，甚至有理由相信，当时的中国已存在相当数量的佛造像，若还有M3015这样年深日久而仍未湮灭者，未来就仍可能有新的发现。
但希望很可能无法寄托于M3015所在的洪渎塬上了。发布会上，有点评专家称成任墓地的考古成果很可能“后无来者”，这其实并非称赞，而是表达了悲观与无奈。本次洪渎塬发掘的墓葬竟然能编为数千号，足证短时间内发掘范围之广、墓葬数量之多，这在全国的考古工作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洪渎塬上的大片区域未来将用于基本建设，在被动收获了井喷式发掘成果的同时，这一延续千年的古代墓葬核心分布区在被楼宇、机场覆盖后，未来很难再有新的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