宵禁&古往今来最大的“恶政”,曾在中国实行了三千年,对中国危害太大( 二 )


但笔者觉得,“宵禁”的出台,完全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作祟。这群文官成为了统治者身边的红人后,为了从权力的漩涡中分一杯羹,会逐渐从“帮闲”的谋臣转化为“帮凶”的恶棍。他们一边讨好上级,一边狐假虎威以半个统治者的身份作威作福。对待百姓就像是对待羊圈里的羊羔,按照养畜生的办法,白天放任他们自由活动,晚上则关到羊圈中禁止外出。在我国历史上,执行宵禁力度最大的就是盛唐,而取消这一专制手段的则是宋朝。后人通常以为宋弱唐强,宋朝之所以会被人觉得“弱”,在于其领土不大,又处处受到强敌制衡,整个王朝尤其南宋给人一种苟且偷生的感觉;而唐朝为何会让人觉得“强”呢?其实,这在于其兵多将广,震慑番邦,开疆扩土。不过,若从内政的角度来看,唐朝的内乱比宋朝严重得多,这一点宋朝恰恰相反。
宵禁&古往今来最大的“恶政”,曾在中国实行了三千年,对中国危害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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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定都开封,首都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聚居地;而唐朝定都长安,首都人口跟唐朝差不多,然而,长安的布局却非常制度化“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不但将,坊和市分而治之,还对居民进行封闭管理。所谓晨钟暮鼓,在此期间,所有商户全部关门大吉,老百姓们回家睡觉,唯有巡逻的执法人员守夜。宋朝的首都更像是不夜城,由于,没有坊与市之间的界限,并且,从未对商户的营业时间进行硬性规定,往往这边的夜市刚刚散场,那边的早市就已开张。人来人往,生意兴隆,宋朝的街市远比唐朝热闹得多。在那幅家喻户晓的《清明上河图》里,我们看不到如唐朝那般的霸道的气派盛景:市井小民们忙忙碌碌,力工们挥汗如雨,商人们争相吆喝,路口上尽是来往的车马,仕女们与文士才子盛装出游... ...
宵禁&古往今来最大的“恶政”,曾在中国实行了三千年,对中国危害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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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幅热闹的气象,是唐朝未曾有过的。为什么宋朝的经济比唐朝更加繁荣呢?其实,这完全是“宵禁”与“放夜”的天壤之差所致。宋朝之所以能够以后来居上的姿态,在无数次经济危机中崛起,创造出其他封建时代无法比拟的繁荣市场,其实,它靠的就是“放夜”。这种“把夜晚还给人民”的做法,调动了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甚至,有日本史学家藤虎次郎曾如此分析:唐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尾,而宋朝才是中国近世纪的开始。由此可见,宋朝之“强弱”,不能单从某些方面来看,宋朝并不是一个耻辱的朝代。虽然,宋朝出了不少窝囊皇帝,比如:被金人掳回国那两位,还有被蒙古人抓走那位,以及,最后跳海的小皇帝。仿佛提起宋朝,就让人觉得泄气,提不起精神来。但就算是这样,在外虏犯境、战祸频发,不得不对金人俯首称臣,通过割地赔款换来的几百年和平光景里,宋人却仍能创造出繁荣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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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全都是宋人的杰作。现代人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在发明创造上没有太多闪光点。美国研究宋史的学者墨菲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很多领域,中国的宋朝都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王朝。”虽然,后来的许多史学家们都批判这个朝代,但这都是因为宋朝没能抵御入侵所致。虽说,宋朝最终被蒙古侵略,但是,整个王朝却存在了三百一十九年,高于中国王朝的平均寿命。墨菲还认为:“宋朝是同时期全球领土最广、技术最发达、生产力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史学家加藤繁则在研究宋史时专门提到了唐朝:唐代所谓“坊市”制度,实际上,就是用高墙将坊与市隔开,除了朝廷里的大官外,谁都不许将门开向大街。到了宋朝,这一制度已被完全废止,老百姓可以随便沿街道盖房子,朝廷也不会干涉百姓的家门朝哪开。其实,唐朝也不乏不遵守宵禁者,我们熟知的张泌那首《浣溪沙》有这样一句:“晚逐香车进凤城。”夜里香车大摇大摆开进凤城,很明显已触犯了宵禁。不得不说,张泌虽然生于唐朝,却生在一个相对幸运的时期,此时,大唐境内战乱四起,很明显各地都不再重视宵禁了,所以,张泌能够肆无忌惮地在晚上出行,根本不怕被执法人员抓起来。从某些前人记载里我们能大概领略到汴梁的夜景,例如:孟元老在写《东京梦华录》时北宋已成了过去式,对于自己曾生活过的汴京城,孟元老始终念念不忘:“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