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以诗解诗的成功尝试( 二 ) 杜甫|诗歌|盛世|杜诗|中国|先生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成了一次美与记忆力的历险：用清人杨伦的《杜诗镜铨》为底本，我以平均每天背诵两首诗的速度（律绝可能会多至五六首），开始了一个人的杜诗苦旅。杜诗真是一片深不可测的大海啊，我成了颠簸其上的一叶小舟。两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我差不多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大三开始着手撰写毕业论文，我当然选择了杜甫，最终确定的题目是：杜甫诗学研究。由刘健芬教授作指导，通过一年的努力，最终撰成三万字的论文。据称，这是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中写得最长的一篇学士论文。
大四上半年，我叩开曹先生的家门。曹先生第一句话就是：全背了？我说，全背了。曹先生说，那你把《秋兴八首》背给我听。我说，这个太简单了，来点儿难的，我给你背《北征》。只背了几句，曹先生摆了摆手说，不用背了。我略觉沮丧，先生还是笑眯眯地盯着我：既然你那么喜欢这首《北征》，那你说说杜甫写女儿模仿母亲化妆的样子， “狼籍画眉阔”是怎么回事儿？我想也没有想就说，杜甫女儿那时还小，依样画葫芦吧，结果画成了一个花猫脸。先生沉吟了一会儿，又问：照你这么说，杜甫为什么不说“狼籍画眉乱”呢？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为了回答那个问题，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写成《杜甫“狼籍画眉阔”琐议——诗歌中的社会风俗剪影》一文，算是给曹先生和自己一个交代。
背诵杜甫诗歌的事情，在我们那一届中文系还是小有点儿影响的。 1981年夏天，我第一次给异性同学写了一封书信，那位名叫可可的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给我回了一封不冷不热的信。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向小先生，听说你特别喜欢杜诗，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你一定会成为研究杜诗的大先生的。 ”这句话好像是在鼓励我，实际上是深深伤害了我那颗不可一世的自尊心。
大三暑假期间，我曾专程来成都礼拜杜甫生活过的草堂。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锦江边的四川大学。到成都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想离杜甫热爱的成都和草堂更近一些，更近一些。
2019夏天，在四川大学出版社编辑舒星女士的主持下，我与出版社签订了写作《杜甫评传》的合同。一直想写一写心中的杜甫，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这下好了，终于有机会来写一写我的杜甫。
正当我着手写作的时候，一场没有任何征兆的灾难席卷人类，我的写作亦因这场病毒风暴而猝然停止。无可奈何又无所适从，只好蛰居丈人山下，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中途又经历严重目疾，真的很绝望。我完全理解杜甫所说的那种“老年花似雾中看”的痛苦，很担心这本《杜甫评传》会中途而废。还好，后来得到了较好的医治，国内疫情也控制下来，使我在仲夏时节可以重新投入激情的写作之中。
写作之中，我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这是我在写作其他著述时从未有过的。原因在于我太喜欢杜甫，生怕写不好对不起自己的喜欢。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我面前，横亘着几座大山：冯至的《杜甫传》、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洪业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还有闻一多、刘文典、岑仲勉、吉川幸次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叶嘉莹等人的杜甫研究。在这些大师面前，晚生还要去置上一喙，实在有些自不量力啊！
在大师林立的杜甫研究面前，我还得硬着头皮写下去，慢慢地，总算找到了一点儿自信心。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这种自信心越来越强烈，以至于让我产生了几分傲视的幻觉。回过头来看，这些前辈大师的学问当然比我好，但不一定有我这么喜欢杜甫；就算有我这样喜欢，他们也没有我这样幸运，因为我能站在他们的肩头之上，我能从他们的杜甫研究中汲取精华和能量，从而淬炼出属于我的杜甫之血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