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锦瑟华丽（李商隐四题）｜新刊( 四 ) |张炜|锦瑟|蓝田

说到古代朦胧诗人，人们马上会想到李商隐，可见这正是他的重要价值。这种朦胧不仅是美，也不仅是谜，更有深刻在，包括艺术的、思想的、社会的、人性的诸多方面。这种朦胧包含得太多，信息量太大，所以就有了更大的价值。
现代诗人与古代诗人，在表达方式上离得最近的，可能就是李商隐。
不能强索隐
读商隐诗，自古至今存在一种“大方法” ，就是要从根上将它的奥秘拆解，让谜语一点点化解。时间离诗人越来越远，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而越有难度，诗人的魅力也就越是增加。这种研究工作似乎变得更复杂了，用鲁迅的话说， “战斗正未有穷期” 。
可是奥秘当有多种，既可以是艺术本身，也可以在艺术之外。有人说艺术总是内外关联，搞懂其外，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内。比如把一首诗的创作背景搞明白就非常重要，由此可以得知诗人的创作初衷，即到底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此种想法貌似有理，能够说得通，但仔细想一下，实在是过于天真，甚至还有点可怕，非常令人担心。
从过去到现在，在我们文学艺术的研究传统中，考证派和索隐派实在是太多，所以就有了太多的可怕。虽然不能完全否认他们的作用和效果，但要有足够的警惕。比如对李商隐的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些人为了猎奇，在考证无题诗或内容晦涩之作时，竟然编织出大量荒唐离奇的三角恋和风情故事，还有人竟然挖空心思地推理出诗人的几种恋爱对象，即女道士、宫女妃嫔、妻子王氏、官家歌伎和女眷。比如诗集中有许多涉及玉阳山学道的诗篇，有人便从中考证出有一位道士是诗人的情敌，甚至从李商隐近六百首诗作中考证出二百七十首“恋妃诗” ，并指出所恋者竟是唐文宗的歌舞嫔妃飞鸾、轻凤姊妹等。这真是荒唐至极，令人怀疑一个为学术者之用心。
这让我们想到了现代文学中的一些公案和事端。有人对鲁迅就不乏这种刻薄，用此类褊狭和低劣的用心加以中伤诋毁。这些文字离我们更近，展读之下令人厌恶。二者何其相似。艺术、学术当然不可过于道德化，但一个人的文字必然会留下供人评说的道德空间，走入这样的不堪之处，实在可惜可怜。
索隐不是没有用处，完全抹杀索隐之功是不对的。比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就提出：“《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 ”“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 ”这里所说的艺术审美之“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 ，综合了想象力与创作者人生阅历、作品缘起之间的关系，这种论说自有其价值，也贴近实情。类似索隐，从目的到结果都有一定价值，所谓知人论事，是论艺术不可偏废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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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个方向和方面使用索隐功法，是问题的要害。如果只抓住文字中的某些局部，如只言片语、某个人名地名、某段微细的表述、某件器物、某首诗词等，将其与历史人物对号入座，类似猜谜般从中捕捉，这种考证方法必然要牵强附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从“红学”研究诞生之初至今，索隐派红学家们抛出了多少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是兴味不减。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索隐，从曹植的《洛神赋》到李商隐的无题诗，从《红楼梦》到《金瓶梅》，从诗歌到散文小说，皆是如此。不仅荒谬，而且无聊，不仅无聊，而且对一代又一代的赏读者，对那些享用艺术者，产生严重的干扰和误导。离题万里，言不及义，所害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