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朱虹璇：只为告诉你，初衷是多么重要( 二 ) 连演|故事|朱虹璇|演出|话剧

“这和在学校参加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走向社会，公开演出，要有票房，中间涉及到的环节非常多。要找场地、找人员、配演员、排练、做道具、宣发卖票，很多琐碎的环节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 ”朱虹璇记得， 2014版的《九人》是在北京的蓬蒿剧场演的，只有八十多个座位，就算人都坐满了，也很难在票房上回本。所以那一年他们大概亏了有三千多块钱。 “当然我们的总成本也就六千多块钱。 ”朱虹璇笑起来， “毕竟，当时的舞美基本上就只有凳子和桌子。但那天我站在侧台，看到结尾，灯光慢慢暗下去时，心里还是觉得‘很值’ 。这或许就是戏剧的魅力吧。那一年的戏，虽然只演了一场，也亏了钱，但是剧场里与观众那种真诚的互动，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觉得从学校走出来，去真正面对社会上的观众，还是有可以做下去的希望的。 ”
剧团之后的几部戏都叫《九人》，但是每一年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故事。比如2015年的《九人》，讲述了公交车上的一场争论；2016年，一家日薄西山的纸媒陷入理想和现实的困境……
粗糙的开始，渐进的道路
朱虹璇还清楚地记得2015年的演出：“很不好意思说它有舞美，那其实就挂了几扇用纸糊的窗户。我记得当时第二天要演出了，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糊那个纸窗户。它是用鱼线吊在灯杆上的，演出的时候就肉眼可见地逐渐下坠，最终不负众望地掉下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演出事故’这种概念，也不懂专业的演出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甚至还有点觉得‘好刺激，做话剧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 ”
2016年，当时《九人》的舞美设计里有一个圆形的挂钟，演出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悬吊它的时候只用了一根线。这个钟是一个圆形的，线又很长，就没有办法完全固定。于是，台上一边演，这个钟就一边转。朱虹璇说：“那一年的戏讲的是一个报社的故事，大家从深夜一直讨论到黎明，有一些关于公平正义的探讨，也有正反两方的交锋。演出后，就有观众来问：这个挂钟的设计，是不是为了说明时间的流逝，以及是不是当主人公占优势的时候，这个钟就转到了正面，当这个钟转到背面的时候，就表示黑暗的力量占上风？观众会非常友善地去做解读，但这完全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做得很糙。现在想想，那时二十多岁，大家就是单纯想要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愿意挤一点业余时间，请几天年假，出来做个戏。它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一个约定。至于这个作品本身的质量怎么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立得住的商业作品，当时我们的考虑都是比较肤浅的。 ”
幽暗48小时，带来“一转念”
剧团的转型在2017年。那年演出的作品当然也叫《九人》，写的是一个诊所里发生的故事。当朱虹璇事后再回忆那一年的意义，戏本身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幕后的故事给整个团队带来的影响。
这个戏的舞美，需要在舞台上布置五千多个药瓶。剧团预算捉襟见肘，请不起舞美工厂，也请不起装台工人。整部戏的舞美从设计到制作再到装台，全是剧团的人自己上手。 “当时我们在北大找了一个地下室，剧团里的几十个人，不管是演员还是幕后，大家带着自己的亲属、男女朋友、志愿者、师弟师妹，在这个地下室里干了四十八个小时。工序非常复杂，要先给药瓶打孔，往里面装红纸片，然后往瓶子里穿线，穿完线以后要用热熔胶固定。最难的是进了剧场以后，要把这五千多个吊瓶挂在一个三米乘七米的大钢架上。没有阳光的地下室、黑黢黢的舞台，大家都在低头忙碌着。我在那个场景里，举目四望，突然就觉得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大家出于一份爱也好，出于老朋友的情谊也好，我们在这里用自己并不够专业的技能、消耗着并不够高效利用的时间，去完成一个最后也不是很完美，甚至比较粗糙的作品，我们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