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学衡》百年︱倔强的少数:学衡派在东南大学( 二 )


在西洋文学系 , 梅、吴亦深得学生认可 。 吴宓认为 , “梅君雅自矜重 , 不妄谈讲 , 不轻作文 , 故成绩虽少 , 外人鲜知 , 而亲炙之生徒 , 则固结深信而不疑焉” 。 清华学子梁实秋1923年在东大旁听吴宓讲授法国文学 , “滔滔不绝 , 娓娓动听 , 如走珠 , 如数家珍” , 回校后盛赞东大学风之醇美 。 吴宓自称:“1921-1924三年中 , 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 。 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定期出版 , 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 , 积极预备 , 多读书 , 充实内容 , 使所讲恒有精彩 。 且每年增开新课程 , 如《欧洲文学史》等 , 故声誉鹊起也 。 ”
梅光迪|《学衡》百年︱倔强的少数:学衡派在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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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
二、“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
但西洋文学系在东大的处境并不顺意 。 首先是经费短缺 。 该系成立于学期中 , 1921年无独立预算 , “除教员薪金照常领得外 , 他项费用一筹莫展” 。 1922年梅光迪提出了17540元的预算 , 因学校经济支绌未能执行 。 1923年全系预算仅列六千余元 , 与师生期望有很大差距 。 其次是师资不足 , 当时西洋文学系只有梅光迪和吴宓两名教员 。 再次是图书匮乏 , 吴宓不仅要到同城的金陵大学借书 , 还将私人藏书供系内学生参考 。 学生抱怨称:“参考无书 , 教授乏人 , 课程缺少 , 生等今日在校不能得高深之学问 。 ”碍于经费压力 , 系务步履维艰 。
更为重要的是观念的分歧 。 论者多强调五四前后南北学风的新旧对立 , 以及学衡派倡导的人文主义和胡适等倡导的实验主义的区别 。 在东大内部 , 这种对立表现得更为直接 。 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 , 源于20世纪初年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思想主张 。 新人文主义突出道德人格的重要性 , 注重人格养成 , 认为教育不仅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 , 而且有其道德的目的 。 吴宓即认为 , 要把学生培养成有“渊博之学问 , 深邃之思想 , 卓越之识见 , 奇特之志节”的全面的人 。 刘伯明主张教育要致意于个人之感化和精神之涵养 , 反对狭隘的职业主义和商业化的教育 。 学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柳诒徵 , 以人伦道德为中国文化之要素 , 强调人格教育 。 他认为中国传统最重教育 , “讲教育而不本之中国古义 , 徒执欧美近事以为法 , 洵所谓弃家鸡而宝野鹜” 。
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 , 东南大学是倡行新教育的重镇 。 郭秉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 , 在校务管理上提倡以事功、效率为导向的实用主义 , 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 。 郭秉文称:“夫教育不切于实用 , 则凡教授、训练、管理等 , 必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 。 ”这与学衡派的教育观有很大不同 。 梅光迪认为 , 东大在教育主张上存在争论 , 文理科注重人文及纯粹科学训练 , 为学问而学问 , 不求急切实用;而农工商各科则旨在造成专门职业人才 , 其精神大有区别 , “故两派之争论时起” 。 西洋文学系教授李思纯当时也指出 , 学衡派的主保守、讲国故 , 不过是彼辈个人的思想主张 , 与东大在“实利主义”、“商人式”教育家的指挥之下的学风相去甚远 。
体现在办学上 , 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农、商、教育等科通过与政府和社会机关的合作 , 可得校外挹注 , 发展引人瞩目 。 农科主任邹秉文曾向郭秉文直言 , “文理科为一大杂碎店 , 农科则不然” 。 在东大的文化氛围中 , 讲求基础学理的文理科被称为“杂碎店” , 旨在探究西方古典文化和文学的西洋文学系更显得曲高和寡 , 甚至不合时宜 。 李思纯就曾反思道:“所谓西洋文学者 , 虽为国民表现最高精神之学科 , 虽为讲求原理原则之文理科所必备 , 徒以‘商人式’之教育家 , 其心目中惟有实利之见 , 其视为赘疣固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