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茅奖系列之金宇澄｜破局者：金宇澄和他的《繁花》( 二 ) |繁花|勃兰兑斯|茅盾文学奖

很难说金宇澄和他的《繁花》究竟是不请自来还是如约而至。他的写作方式及其骤然“出现” ，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非常特殊而有趣的现象。这位事实上的老作家，在2012年以一个“文学新人”的姿态写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繁花》。文学界和读者猝不及防之后，对于金宇澄及其《繁花》的欢迎，几乎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程度。小说面世之后，相继收获了当年的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13年中国好书第一名、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等各项荣誉，更于2015年不出意外地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种现象和成绩，在新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坛，至少可以说是很难复制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更值得玩味和深究的层面上看，金宇澄不是19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学格局的自然顺位继任者，尽管他与这个传统纠葛甚多，尽管当代文学以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接纳和欢迎了他，他仍然在勃兰兑斯的意义上游离出了这个传统。
他是一个破局者。
作为破局者，金宇澄是个职业的文学编辑。他在这个行当里干了30年，所见所闻应该多多。从1980年代他曾经写过的一些作品来看，他是有“文学梦”的。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常见的剧本是，编辑与作者打成一片彼此援引同气相求，但从现有的资料看，他似乎很少利用这个身份与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任何“大作家”或者大潮流亦步亦趋。这个耐人寻味的动作肯定有金宇澄性格气质方面的个人原因，很可能他不是个热衷于个人交往的人，但我还是难免揣度，更大可能是他在对潮流的文学认同方面，一直保持着相当独立的个人态度。在《繁花》之前，鲜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正因为如此，《繁花》写得行云流水，在结构与表现方面毫无焦虑感，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它不在“新时期”的传统中，不是那种可以被稳定定义的凌波微步、气定神闲，也不是势大力沉。当然，《繁花》也不是“英国自然主义”的。如果一定要在比喻意义上找到某种可理解的渊源，它大概是“法国自然主义”的，因为除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之外，《繁花》更容易令人想到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
《繁花》这部小说，从内容上看似乎算不上新奇。借用一句通俗到接近套路的话说，它是一部个人史，同时也是一部浓缩的时代史。应该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这40年来，有此种趣旨和立意的作品层出不穷，然而也只有《繁花》能脱颖而出，成为文学界与读者群喜闻乐见、影响巨大的作品。小说既没有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和传奇故事，也放弃了对哲学精神、秘籍奥义的表面追寻演绎，相反，小说以一种与生俱来的平凡真实的气质娓娓道来，叙说人间故事，既不煽情，也不滥情，尤其不做怪力乱神之语。这些评价听起来无比寻常，但要实际上做到，却需要开山之力。
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时期文学，在其业已形成的优秀传统中，也有节外生枝之处。譬如，以想象力的名义在文本中刻意添加一些超自然、超历史的矫情元素装神弄鬼；又譬如，生吞活剥搬运一些冷僻生硬的“哲学思考”自欺欺人；再譬如，以“盗墓式”的大规模历史涂抹代替严肃的历史思考；当然，还有那些执着于微言大义的心理习惯等等。对此，金宇澄究竟是经过谨慎反思规避开了，还是艺术修养天性使然令他夺路而走，这个很难讨论，但他和他的写作不在这些传统中，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繁花》在沪生、阿宝、小毛三个男主人公之外穿插了男男女女各色人等，时间从1960年代写到了1990年代，少年的友谊与朦胧情感，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中青年的阅读与社会观察，在转型社会中红男绿女们不断切换于真实欲望与虚情假意之间，所有这些都在时代与人物的经纬纵横交织中。那些合乎人性、触碰人心的精妙故事，真实妥帖地如同上海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弄堂和每一座阁楼。换言之，小说的叙事于人性合情合理，于世情毫无违碍之处。这是一个写作者对于现实与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文学差异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