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总监制：点燃中华民族潜意识里的那把火( 二 ) 点燃|观众|黄建新|情感|部里

采访人员：这两部电影通过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也呈现出浓郁的东方美学。
黄建新：是的。比如从电影里的一段戏，我们能看到东方人的人际关系。梅生说，女儿问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他说我们不打那就得他们那一代人打。再比如说伍千里说，离开家的时候我娘看着我一句话不说，我知道她不想让我走。这都是东方人的情感表达。
采访人员：电影里的很多人物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结局也让人感动和叹息，故事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什么？
黄建新：从故事的走向可以看到，电影是从伍千里一个人回乡再应征开始的，见到伍万里变成了兄弟两个人，见到了战友变成一群人，大部队作战再变成无数多的人，之后七连一路打一路牺牲变成几十个人，再到了水门桥，又牺牲了很多人，这是故事人物设置的脉络。这个过程里有一个东西一直在闪耀，就是对父母的深情，对国家的深情。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了无数生命的奉献，它产生了一道璀璨的光芒，这就是照耀我们心灵的那束光。我们看到了光亮，看到了和平，这样的共情会让我们联想到很多。这可能是这两部电影的意义。活下来的人的意义就在于，他代表着生命的延续，精神的延续。
采访人员：拍摄《长津湖之水门桥》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建新：最大的困难是要跟前面拍摄的内容完全融为一个整体，在艺术上来讲，这个分寸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拍摄的地点不一样，日照的光线角度不一样，气温不一样，演员在表演上要保持一致性，怎么才能做到天衣无缝，怎么样才能让观众一直跟随着你，这是需要导演和演员去研究的。
采访人员：演员在一部电影里的表演过程是非线性的，尤其在这么长的两部电影里，这给演员的表演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黄建新：表演对这两部影片里的演员来说的确是非常大的考验，尤其是在三位导演的执导下，三个组是重叠拍摄的，所以给表演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电影里每一个人物造型、行为、情感上的设计和实施，都至少做了10轮以上的测试，用上千幅的图纸固定下来，每个组的拍摄都要依附于这个来准确地完成所有细节，否则拍着拍着就接不上了，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制作过程，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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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员：通过《长津湖》，人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巨大进步，您能对这方面有所介绍吗？
黄建新：工业化首先是对电影有一个工业标准，要做的是电影的质量怎么才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电影工业化其实有几个概念，一个是契约概念，一个是时间概念，一个是协作概念。电影工业里的所有条约都是为了保持协作关系的良性运转。因此工业化其实就是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电影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化，创作团队和管理团队要利用全世界的这些资源来完成我们想象中的一个东西。这个过程中，全球共同遵循的原则就是工业化原则。
比如这两部电影的制作，我们的字幕里出现了12000多人的名字，这就是说我们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一万多个人组合在一起完成了一个作品，这件事光从管理意义上讲就是非常了不得的。
再比如，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是三个导演大组并行拍摄。其实我们在三个大组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枢纽中心” ，统一处理拍摄需求、统一汇集拍摄素材、统一完成最终的后期制作。如果没有电影工业化，这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