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马拉之死》之外的大卫：他捕捉了一个国家的苦难和愿景( 二 ) 罗马|艺术|革命|展览|苦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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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苏格拉底之死》， 17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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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坐着的老人（柏拉图）和一个站立的年轻人（苏格拉底之死草图）》，约1786-1787年
大卫的作品是对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的回应，如果说他的《马拉之死》等油画作品成为静态的纪念碑、进入艺术史教科书，那么纸上作品是艺术实验和创新的产物，延伸出其创作过程，更直接追溯了他的艺术与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潮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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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法国人民的胜利》， 1794
大卫从不赞成绘画成为藏家墙壁上的物件，对他而言作品是思维的延伸、是想象力的跳板、是完成自我的手段。他的艺术也并非超然物外，而是处于风暴的中心。他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视觉说书人” ，并在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几起几落后，大卫在流放中度过了最后十年。然而，他留下的绘画遗产是巨大的——他是新古典主义的实践者，将艺术中狂热的洛可可装饰主义转向对希腊和罗马神话的庄严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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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受“雷奥尼达在温泉关”启发的一组人物》， 1817年
尽管大卫关注着遥远的过去，但他的作品却被视为通向现代性的一座里程碑。其实，从古至今，艺术家们一直在描绘当代事件，但总是用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等更广泛的框架遮盖其目的。但这一切都随着法国大革命而改变，大革命粉碎了过去的偶像，没有了国王、也没有了上帝。
正如艺术史学家蒂莫西·詹姆斯·克拉克（Timothy James Clark）对于大卫最著名的作品《马拉之死》的评价：“没有任何可以借鉴——没有既定的内容，没有物质和主题，没有形式，没有可用的过去。 ”
克拉克认为，在大卫的政治绘画之后，他再也不能回到典章和寓言的视角。这也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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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南特革命寓言》，约1789–1790
展览更关注的艺术史上的大卫，而非其历史上的地位。通过聚焦他的纸上作品，展示他的工作方式，达到策展人佩林·斯坦（Perrin Stein）所说的“来之不易的胜利” 。
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苏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是大卫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作品显示了，即使已经服毒，哲学家依旧镇静自若继续教导众人。在此，它与许多素描图纸和早期草图一起展出，公众可以看到杰作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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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荷拉斯兄弟之誓》，约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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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荷拉斯兄弟之誓》，约1784-1785年
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关于《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的研究，构图的变化，角度的调整，颜色的演变均在草图中显示，有时，大卫会借助望远镜重新排布场景，我们看到一个心中的愿景，一帧帧成为焦点。绘制这件作品时，距离法国大革命还有五年，从中能看出这一时期紧张的政治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