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所办官学都附属于政治中心,往往处于国家中枢的西侧,因此稷下学宫不会建在荒郊的稷山山下,只会处于齐故城附近。”作为此次考古项目主要参与者的董文斌说,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可知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为整个齐故城西墙及南墙外侧唯一一处战国时期高等级的院落式建筑群。“除了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这处建筑基址群,其余文献言及的地方都被我们通过工作排除了。”
院落内,建筑基址分布规律,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南北四列共计14个夯土基址。这些建筑基址可分大中小三等,大者约650平方米,中型的约400平方米,小型的多为100~200平方米上下。整体上看,这些建筑基址之间存在一条纵贯南北的规整的空白带,虽然整个院落不是中轴对称的布局,但这条空白带似乎将整个建筑区在空间上平分为二。
在面世的建筑遗迹上,董文斌向采访人员介绍了相对核心的11号主体建筑。“这是一座连廊式的建筑。从建筑形式上看,与普通民房不同,它前后左右是成排的房子,与今天的学校相似。从建筑的剖面能看出来,所有的建筑都是夯打起来的。它在建筑群中是比较小的,只有一百多平米。”
管中窥豹,从较小的11号建筑中,可以看出最初建造时,施工方是有整体规划、精心设计的。而建筑遗址上,出土的蝌蚪文、饕餮纹铺地砖,更是当时平民百姓承担不起的。作为屋顶、屋檐防水、装饰用瓦当,也能透露出一个信息,“如果用这些瓦当,那房屋的地基、承重柱都得十分结实牢靠。”董文斌说。
近五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一千多件文物。其中,让采访人员印象深刻的是,是建筑构件中使用了螺钿工艺。“这种装饰是高等级的,当时螺钿构件新装在建筑上,太阳打上去,会呈现出七彩光,很漂亮,也侧面证明了建筑物的宏大、壮观。”董文斌说。遗迹中,还出土了用于盛放食品的陶豆,或是学者们分餐时所用。
更关键的是,这处建筑基址群,被战国末期齐国铸币遗存打破,同时基址下叠压战国中期灰坑,可知其建筑年代的上限为战国中期,下限为战国末期,整体年代应处于战国中晚期阶段。
通过对建筑基址叠压灰坑出土兽骨进行测年发现,其略早于文献记载的田齐桓公田午在位时间。根据文献记载:“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如此一来,建筑的时间线与史书记载可以对得上。
在考古现场的东侧有一遗址,采访人员从剖面看到,整个稷下学宫旧址的东墙与齐都小城西墙之间,有一条道路,道路上的车辙痕迹清晰可见。
“齐故城小城是田氏代齐后新修建的政治中心,不啻是一次迁都,目的是重整政治秩序。我们发现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紧贴小城而筑,小城城壕还直接把它圈护在内,可见两者是一体规划、一体建设的。当初田氏代齐后把宫城从大城内迁到小城时,就决定了同时兴建稷下学宫。”董文斌对此的解读是,如此一来,既把这家官学置于肘腋之处,便于利用和控制,也将之与中枢相隔,内外之间判然有别。
“战国战争,国与国之间也有间谍,相互刺探情报。很多学者、学生可能有多重身份,不能否定他们中间没有间谍。把稷下学宫设在城外,一是学者、学生们从外地自由往来,恰可以离权力的核心、消息多的地方稍微远一些;二是距离适中,也便于齐王随时召见、咨询这批‘智囊团’。”山东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山东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二级研究员王永波说。
当年的临淄,甚为繁华,其民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闹中取静的“稷下学宫”呢,到底长什么样?考古显示,该处建筑基址群处于封闭院落内,面积近4万平方米,规模大,规格高。但从建筑布局、基址形制来看,不是宫室建筑,也与一般衙署、宗庙等高等级建筑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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