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大嫂走后怎样？( 五 ) 大嫂|常满|电影|结局|大哥|常家

和不得越轨的女性形象相呼应的，是香港电影里另一种形象的流行——那就是出轨的男人。
如果说《家有喜事》里常满的背信弃义还会惹人生厌，那么在03年上映《大丈夫》（彭浩翔执导）里的男人则完全是弱势群体了。
在这部描述四个男士为了偷情与妻子斗智斗勇的电影中，梁家辉饰演的“九叔” ，为了保护一起鬼混的兄弟，甘愿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独自承受再不得出入风月场所的代价。他在电影中接受妻子联盟审判时正气凛然，宁死不屈的姿态是对烈士形象的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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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小圈子道德的浮夸表达，当然隐含着对婚姻中男人的同情——这是不是一种男性上位者们在文艺上的狼狈为奸呢？
这种无意识背后并不缺乏基础：
经历经济转型之后的香港，在90年代日益密切的两岸往来中，凭借对大陆的绝对优势， “上大陆包二奶”变成了一件不限于富豪大款而是覆盖到香港所有阶层男性的普遍行为。
而那种香港人更乐见于“把出轨的男人塑造为婚姻中的小男人而非狼心狗肺的陈世美”的文化现象，正是构建在蔚然成风的偷食现象的主体意识在文化上的投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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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此，一个问题是：如果无论男女都是婚姻中的受害者，那么到底是谁在需要婚姻呢？
一个猜测是：婚姻也许只是善于模仿上层道德的底层阶级的一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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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人都在讲，人人都言不由衷
曾几何时，工人阶级一直作为自由恋爱实践的最佳主体曾被恩格斯赋予厚望——
在离开了熟人社会的工业城市里，他们在爱情中来去自由，不受经济联结的左右，敢爱敢恨，心中更少门户之别。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对一夫一妻的专偶制婚姻大肆鞭笞，认为男性在婚姻中对贞操的强调，其实只是为了保证子女必出于自己的血脉，以确定财产确凿无疑的的继承人——
这与其说是男人在借助女性的身体延续自己的财富，更不如说是资本在利用人类的婚姻制度实现自我增值。
而迈入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之后的香港，从一而终的专偶制婚姻的观念逐渐下沉到所有阶级的意识之中，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
用来保障上层财产的婚姻制度却被根本没有财产的底层用来作茧自缚，这是对模仿时髦的绝佳讽刺。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自由恋爱从此变成了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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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专偶制的苛政之中，人人都沦为工具，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大家不断树立那个制造了所有人不幸的恶人——他们有时候是红杏出墙的女人，有时候有时候是忘恩负义的男人，有时候又是不知廉耻的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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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次地将这些敌人打倒之后，人们还是会失落地发现，统治他们的是一种没有言说者的话语，是一套人人都会讲，但人人都言不由衷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