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状况报告2021版,2022年死亡人口预测( 三 ) _为什么世界人口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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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历史数据估算偏差、预测方法局限、人口问题认知偏差均使人口预测结果不准确
人口预测偏差主要源于历史数据估算的不准确和预测方法的局限，预测人口的关键在于总和生育率的预测，联合国预测总和生育率时没有考虑教育水平的变化，使预测结果大打折扣，其预测世界总和生育率在2065年左右达更替水平（2.1），晚于其他机构；从中国人口数看，一方面联合国对1960、2000、2020年中国过去总和生育率分别高估37.3%、32.8%、30%，另一方面，联合国对未来中国总和生育率的预测较其他组织高20%左右，使得其高估中国人口。第一，历史数据的估算偏差会直接影响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可能会使其高估人口数。《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1950-2020年的人口数据是直接来自各国统计局，其中约一半的地区没有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联合国需对难以获取的数据进行估计，对历史数据的估计准确性直接影响对未来预测数据的准确性。第二，预测方法影响预测结果准确性，对生育率的高估使其对人口数高估。联合国人口预测使用贝叶斯分层模型方法，基于人口转变理论对过去各国的生育、死亡、迁移参数分别建模，建立每个参数的概率分布，依据不同国家所处的人口转变阶段以及历史变化轨迹推断未来轨迹。预测人口的关键在于生育率的预测，联合国对生育水平预测基于生育转变理论，使用贝叶斯分层模型并考虑年龄因素对未来生育情况做出预测；IIASA团队人口预测除了考虑年龄外还考虑教育水平因素，并根据 550 多名人口专家的意见，对世界不同地区未来生育率等变量进行假设;IHME团队把教育水平和避孕药使用作为生育的两个驱动因素纳入预测中，并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来模拟未来生育水平。从世界人口预测看，联合国、IIASA、IMHE预测世界总和生育率实现更替水平的时间分别为2065年、2040年、2030年左右。从联合国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历史估计数看，联合国估计的1960、2000、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5.48、1.62、1.69，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别为3.99、1.22、1.3，分别高估37.3%、32.8%、30% 。生育率平均高估30%意味着对下一代的出生人口数要高估30% ，对两代人后的出生人数高估69%，对三代人后的出生数要高估一倍以上。从联合国对中国总和生育率未来预测数看，2025、2030、2035年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1.72、1.73，逐渐增加，而IIASA预测均为1.4，IHME预测分别为1.44、1.42、1.42，逐渐递减，可见联合国对中国生育水平存在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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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与实际的偏差也会导致对人口预测的不准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以发展、环境、女性权利等形式致力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生育水平，因此在预测人口时会有高估倾向。联合国人口司与联合国系统和各机构、基金等其他机关合作执行人口工作方案，其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是行动机构，成立初衷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人口控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为了避免让饥荒、战争、瘟疫等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必须节制人口。1820-1913年，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欧洲裔人口占比从23.7%增至33.9%，期间，欧美和俄国势力通过海外殖民或陆地扩张，迅速取得全球主导地位。一战后，欧洲裔人口增长势头逆转，1921年哈佛历史学家Stoddard预测，其他民族人口增长势头将超过欧洲裔。1950年代，美国担心亚洲人口快速增加，开始关注这些国家人口形势。1959年，由Draper将军主导的评估美国军事援助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发挥作用，降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1965年， Draper等人在华盛顿成立“人口危机委员会”，鼓动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后更名为人口行动国际（PAI），目前仍在运作，其提倡的节育经济学中指出节育对美国有利，每在计划生育投资1美元，美国就会为其他发展项目节省两倍资金。1967年联合国提议成立基金来应对人口增长问题。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呼吁联合国在人口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同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成立，呼吁实现所有人的生殖权利，满足女性节育需求。1972年，美国环境学家Meadows向由西方70位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提交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耗竭和污染加剧，工业经济将走向崩溃。直到1980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累积技能的人力资源乃至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根源。随着人们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人口控制思潮逐渐没落。我们无法将联合国高估完全归因于其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但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当时的国际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