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播客对话｜耿军：平常生活里面的一点火焰就这么被点燃了( 九 ) 生活|电影|耿军|剧情|短片|长片

我想请耿军导演聊一聊，把很多重要的戏放在饭桌上，
这是您创作角度来说您是怎么考量的？

耿军

我自己其实在鹤岗长大，因为鹤岗它是跟北欧的纬度是一样的，他有半年的时间是冬天，在冬天里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有几项特别重要的活动，室内的打台球、打麻将、打扑克、唱卡拉OK和在饭店喝酒聊天。
而我自己其实对赌博没有兴趣，卡拉o k如果要是没有唱歌好的，我也不去，因为我觉得卡拉OK里边有人唱歌特别难听，是对歌曲的侮辱。
我也不去台球厅，其实我打的还行，但是鹤岗那帮人打得好像更行，我就不去自取其辱了。
饭馆，其实是一个发生故事最重要的场合，我们家也是一样，我们家当我父亲母亲要跟我说什么重要的事的时候，不是在饭前，也不是在饭后，是在饭桌上。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那种生命的现场体验。
最惊悚的故事也是在饭桌上，所以它变成了一个特别潜在的场面。我其实完全没有想过这些重要的事儿发生在哪儿更合适，我就凭着直觉直接就写在了饭桌上。

汪金卫

非常好！谢谢导演！

端木：

因为我没有看过导演的纪录片，所以主要还是从《青年》往后的一些剧情作品。我发现这几部作品的语速都是慢于我们正常说话的语速，并且感觉整个台词也是经过斟酌的，在观看的时候，就会突然停一下去想一想对白到底说了什么。刚才您有提到在拍摄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一些尾音和断句，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些比较文学性的思考，然后我之前有看过你的专访，您有提到过您本身也是比较喜欢文学，然后也有在北电旁听一些课程。
想问一下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与电影的联系？特别是有的时候会听人家说电影就是画面加声音，而文学小说可能是因为是文字可能会更具有想象力，您是如何考虑电影的作为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这种可能性？

耿军

我自己生活在郊区，我们鹤岗是一个矿区。我们从小都不是好孩子，完完全全的是那种顽劣的少年，去煤矿偷煤，去扒火车。去扒那种煤炭车，扒西瓜车。矿区里我们这种顽劣的少年特别多，到青少年时期就有很多人就走上了盗窃和斗殴的犯罪之路。
我因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我弟弟是画画的，我跟画画那帮人混在一起，画画那帮人包括我的好朋友跟我弟弟是一个画班的，包括我的录音师，他们都是一个画班的，大家在一起画画这帮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不单单是一个画家，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半个文学家，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个风气，去图书馆。有的时候谁读了什么书，比如说他那个时候读了《悲惨世界》，他就会炫耀，他说《悲惨世界》就是雨果作家是怎么回事，然后悲惨世界法国大革命怎么回事。
然而这让这些东西给我们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刺激，他都读过了，我还没读过，我觉得我有点差意思，我应该比他读的再多一点，那个时候是被我们小城市的文艺青年给刺激了，喜欢上了小说，我自己后来总结，我说我没有成为一个犯罪分子，我可能跟文学有特别重要的关系，因为文学它其实是软化心灵的，因为生活里现实的东西太容易让一个人，心肠变得坚硬，变成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或者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而文学可以把这些东西软化掉。
我如果要是是一个犯罪分子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智商还不错的，就不容易随便抓。我后来喜欢上文学之后，我就会觉得我说文学可能是对生活最重要的，我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着迷。它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当创作电影写作剧本的时候，文学就变得更加重要。他能帮我打开想象力，因为个人生活特别有限，你知道一个人的生活他有很多岔头，会有很多那种碎片式的那些东西，其实在生活里边，如果你不是一个创作者的话，它就是一些碎片，那些碎片就在脑海里边在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