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田野考古破解“新砦之谜”( 三 ) |二里头遗址|考古|新砦遗址|河

笔者认为对一种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最终还要回归到对遗址本身的研究。所以从最初的“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到“新砦期文化”最终经过再度发掘提出“新砦二期文化” ，这就是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回归遗址本身的体现。 “新砦期”遗存应凸显其文化内涵，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并不能改变“新砦期”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从田野考古探索“新砦期”
对于近年来有关“新砦期”遗存研究出现的新动态、新观点、新认识，既是学界对新砦问题关注的结果，也是学者探究未知的努力尝试。当然，要解决好当前的争议与今后的统一来破解“新砦之谜” ，研究方法上还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不同命名的争执根源于对考古学文化、类型、期段的不同理解与认识。特别是对于遗址年代跨度不大的地方，文化面貌相似度较大、作为研究主要对象的陶器，在陶质、陶色、纹饰、形制等方面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分期时难度较大。而“新砦期”的命名，是通过田野资料的研究得出的，它拥有自身核心器物群如子母口瓮、侧装三角形鼎、折壁双层钮器盖、盆形甑、双腹豆等。与王湾三期文化相比，它缺少核心器物如双腹盆、斝；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则不见圆腹罐与花边罐。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注意共性与差异性，进一步厘定更多核心器物群。
二是“龙山晚期” ， “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先后早晚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在1999—2000年的田野考古发掘中已经解决，当年的发掘简报已经报道了王湾三期文化早于“新砦期” ， “新砦期”又早于二里头一期的地层证据和器物演变的轨迹。
诚如学术界普遍认识的那样， “新砦期”作为晚于龙山文化晚期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文化遗存是客观存在的。笔者认为，是否进一步命名为“新砦文化”抑或“新砦现象”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些只是名称上的纠葛，喧闹一时。远比这一问题重要的是新砦遗址二期遗存究竟有哪些。其中，陶器群中有哪些种类？新砦遗址二期的典型遗址除了新砦遗址以外还有哪些？新砦二期文化的分布范围究竟有多大？在新砦二期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内，能否进一步划分聚落等级？最终，必须从新砦田野考古出发，对上述问题一一作出解答，这才是今后应该聚焦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陈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