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为何制造致命病毒( 三 ) _科学家

忧心忡忡的美国当局，看上去仍在踌躇，但荷兰教授富希耶不愿再等待了。
“如果美国在去年11月召开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会议上跟我们说一声‘再等等，等上3个月’，我们也许会等的。但我们什么答复也没得着。”他说，“也许还需要再等上一年，两年，三年……问题是，现在很多国家可以做这项研究，难道大家都要等着美国答应吗?凭什么呢?”
富希耶相信，哪怕这些与政策、伦理相关的争论越来越重要，它们也没有理由成为妨碍科学发展的理由。
在全程见证H5N1病毒十几年发展历程的管轶眼中，研究者们真正着急的事情，不是与反对者的针锋相对，而是与病毒斗争的争分夺秒：自1996年从华南开始，无论人们多努力去控制这种病毒的传播，随着候鸟在全球的迁徙与飞行，病毒的传播范围始终越来越广，且其本身还在不断进化——朝着更容易向人类传染的方向演变。
当人类的研究陷入停顿和争论的时候，病毒还一刻不停地在禽类身上进化着。
病毒学家管轶能想到的，还有更令人恐惧的某种可能性：如果连专家都不去做研究，那还有谁了解病毒正在怎样变化?届时万一病毒演变出了能在人群之间传播的特性，人们该怎样应对这种致死率过半的病毒?
正如富希耶对美国《时代》周刊所说的：“我们所不能承受的，是在对抗微生物过程中丧失的时间。而不断的变化与工作，是我们最好的防御手段。”
“它传播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你还不想做吗?”
尽管在公开信上签了名，管轶自己也不敢进行如此冒险的研究。他所在的港大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有着东南亚多个国家的禽流感病毒样本，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确定的8个参比实验室之一。
事实上，港大的这个生物实验室，也许是国内唯一一个符合科学家们在公开信中要求的，能够做H5N1病毒对哺乳动物传播实验的“强化型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数十年来，从未有任何病毒从这里泄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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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力图将流感病毒限制在一个绝对安全、无法外流的环境中。根据规定，只有经过理论学习、考试、见习与实习的实验人员，才能在穿上好几层的防护服之后，与人结伴进入这个24小时录像的实验室。
他们会路过8道沉重的负压门，门框与墙、地板是一体的，每道门的内外有负100帕的压力差，确保没有任何物质能从室内逸出。任何垃圾，都有特定的编号，经过高压消毒之后运出，由专门的系统处理。研究人员也要在换过身上所有衣物、洗澡之后，才能离开实验室。
这样严密的保护措施与管理制度，是学者们相信继续H5N1传播研究的利益大于风险的基础。他们在公开信中承诺，只有经过主管部门同意，在各个国家最安全的场所，才能进行这项实验。
纵是如此，学者们也并不觉得高枕无忧。“之前暂停了一年，因为有人觉得，你把这种病毒变得容易传播，万一它跑出去传播到人群中怎么办?”
因此，就算有着符合严苛安全条件的实验室，管轶也不愿“为了一个诺贝尔奖或者金牌”去尝试创造出更易传播的病毒。“起码在我的实验室，我不会鼓励人去做让它更容易传播的实验。如果再改变四点它就可以人传人，那我可能让它变两点——这样可以多一道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