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威出土铜奔马及墓主人再研究( 二 ) |武威|铜车马|铭文|青铜器|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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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铜奔马再认识
雷台汉墓由于早年曾两次被盗破坏，发现墓葬时又遭到人为扰动，考古清理之前，随葬品原貌及器物组合关系等已不复存在。据当时挖掘墓葬的村民回忆，在主室二层台上和侧室地面上分别散放着各种铜车马，铜奔马在墓葬中的具体摆放位置并不清楚。过去认为铜奔马是铜车马仪仗队组合中的一件器物，在展览中也曾作为车马仪仗队的前导而加以陈列。但是，铜奔马的造型姿态与其它随葬车马完全不同，其它马俑均为伫立静姿（照 6），而铜奔马则呈扬蹄飞奔状，与整装待发的铜车马仪仗队无法形成统一阵列和风格。这匹非同寻常的铜奔马，或许是专门设计铸造出来的一件特殊器物，他不属于随葬的这套铜车马仪仗队器物组合，而是墓主人生前特制的一件物品。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武威出土的铜奔马，是一件非常特殊的青铜器，它既不是一个实用的器物，同时它也不是一个专门为殉葬而制作的一种随葬品。 ”自商周以来，征战中都少不了骏马，秦汉以前，人们就崇尚 “马神” 。汉武帝时更加重视养马，因而产生了对“马祖神”的崇拜与祭祀。根据铭文和印章分析，武威雷台汉墓主人是位张姓将军，长年戍守边疆，征战沙场，这匹铜奔马，可能是这位张姓将军生前专门制作的一件铜制“马神”[4] ，生前用于供奉，死后一起随葬，体现了这位张姓将军的尚马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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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匹马的原型，有人说是来自西域的“汗血宝马” ，也有人说是《汉书》里记载的“天马” 。根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为了获得西域的“汗血宝马” ，曾两次派兵出征大宛国，获得了几十匹“汗血宝马”和两千多匹良马，回来后在河西走廊武威郡和张掖郡之间祁连山脚下的大马营草原设置了中国第一个官营军马场“牧师苑” 。《汉旧仪》记载：“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 ，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军马场。在这里“汗血宝马”与蒙古良马杂交繁殖，培育出了著名的“河西走马” ，也叫“山丹马” 。这种马继承了西域汗血宝马“对侧步”和蒙古马肌肉强健的特点，奔走迅疾，步伐平稳，耐力持久。而铜奔马外观造型恰巧具备了大宛马的“对侧步”和蒙古马肌肉强健的特征，所以，制作者参照“河西走马”铸造了这样一匹青铜奔马。
三、铜车马仪仗队中的甲型马和乙型
马关于随葬的铜车马仪仗队，中国古代参加丧礼的吊客向主人赠送车马的行为叫賵，赠送财物叫赙，賵赙制度是起源于商周时期贵族实行的一种助葬制度，也称归葬制度 [5] 。《荀子·大略篇》说：“货财曰赙，舆马曰賵，衣服曰裢，玩好曰赠，玉贝曰晗。 ”[6]《左传·隐公元年》：“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公羊传·隐公元年》：“賵者何？丧事有賵，车马曰賵，货财曰赙，衣被曰禭”“所赠车马用于送葬” 。根据这个习俗，铜车马仪仗队应该是来自墓主人亲友的賵物。其中的甲型马是一批亲友的赗物，而刻有铭文的乙型铜车马，则是另外一批亲友的赗物。
四、关于雷台汉墓的墓主人
关于雷台古墓建造年代，考古发掘报告通过对墓中随葬文物分析判断，认为墓中文物大都带有东汉特点，而且铜马身上铭文“左骑千人”官名和“张掖县”建制名称，只在东汉文献中出现过，因此，把雷台墓建造年代定在东汉末年。但由于墓葬中没有出土墓志铭，墓葬发现时又遭到了人为破坏，资料残缺，对判断墓主人身份造成了许多困难。但是从墓葬规模、出土四枚龟钮银质印章、随葬铜车马仪仗俑队威武阵容以及大量精美随葬品和 28000 多枚铺地五铢钱上看，墓主人为秩比二千石以上官吏。据《汉旧仪》中记载：“诸侯王黄金印橐驼钮，曰某王之玺。丞相大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曰某官之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曰章。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曰印。 ”《汉书·百官公卿表》：“诸侯王为金印紫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 ”可见印章质地和印钮形状及绶带颜色是古代官职地位的象征，而雷台墓主人具有使用龟钮银印的身份。随葬车马组合中，墓主人坐骑，还有从骑、骑吏、伍佰、斧车齐备，也完全符合当时的舆服制度。出土的四枚龟钮银印，从其化学性质上讲，金银制品性质比较稳定，一般不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锈蚀，银器氧化后也只是颜色变为褐色而已。但是这四枚银质印章文字缺损严重，印面有多道较深刻痕，似乎是有意识将字面铲毁，两枚印文已经完全无法辨识，其余两枚仅存“□□将军”二字（照 7），从残存印文可知墓主人是一位将军。其中一枚印章拓印后，经甘肃省博物馆前馆长初世宾和前副馆长张朋川二位先生再三观察，依稀辨认前两字可能为“破羌”二字 [7] 。马身上铭文表明墓主人姓张，再按其时代、籍贯、历官、封地、卒年和政治地位排查，只有东汉末年的“破羌将军”张绣最符合条件。《三国志·魏书》记载：“张绣，武威祖厉人，骠骑将军张济族子。张绣随张济征战，以军功迁至建忠将军，封武威郡属县宣威侯，连属姑臧、张掖等县，后张济为流矢所中死，张绣统领其众。曹操南征，张绣等举众降。曹操纳张济妻，张绣恨之，曹操闻其不悦，密有杀张绣之计。计漏，张绣掩袭曹操，曹军大败，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被杀。曹操拒袁绍于官渡，张绣听从贾诩计，复以众降” ，曹操联姻笼络“为子均取绣女，拜扬武将军” ，破格优待，使其成为皇亲国戚。虽然曹操对张绣之前反叛没有计较，但他却一直遭到曹丕的怨恨。《魏略》记载：“曹丕曾发怒曰：‘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绣心不安，乃自杀。 ”张绣于建安十二年（207 年）征伐途中被逼自杀而死，谥为“定侯” 。可能因为自杀而亡，回归封地武威低调安葬，虽然葬礼参照了侯爵规格，但因为家人顾忌曹丕而毁印埋名，无留墓志铭，这也符合当时的政治局势。张绣死后，公元 219 年，曹丕又将其子张泉定为谋反罪处死。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之前，初世宾、张朋川先生在《雷台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一文中曾指出：全部铜俑按其形象、构造、制作、铭文可细分为甲、乙两型，差别明显，是各自配套的两批制品。甲型马包括墓主人坐骑、车马导从和骏马良骥；乙型马包括墓主人的亲属家吏车马（铭文中的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车马、骑马、前后夫人车马、郎君；翼张君车马、骑马、夫人车马）；粮物辎重车辆甲乙型均有 [8] 。但不少学者研究铜奔马及墓主人时，对铜车马分为甲型马和乙型马两种，铭文均出自乙型马的观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一味地从铭文“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上寻找墓主人，认为铭文所载“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即为墓主人，或者在东汉末至魏晋时期担任过“守左骑千人张掖长”这一级官吏中寻找张姓墓主人，这实际上走入了一个误区。首先武威雷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级别属于二千石以上秩比官吏，根据《魏略》记载：“官渡之役，张绣力战有功，升迁破羌将军，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邑未有满千户者，而张绣特多。 ”说明当时封邑二千户的将军只有张绣，而“左骑千人”“张掖长”的秩比最高只有三四百石，所以， “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不可能是墓主人。如果墓主人是张绣，这批甲型马就有可能是其亲属铸造的送葬賵物，因为忌惮曹丕，而没有在马上留下铭文。根据当时考古队清理墓葬时的情况，墓葬后室内摆有两具棺木，另外一具棺木应该是墓主人的夫人过一段时间去世后，二次合葬入墓葬中，其后人及亲属随葬了这批工艺粗糙且刻有铭文的乙型铜车马。因为在东汉晚期盛行多室砖券墓，同一家族几代人先后葬入同一墓穴中是普遍现象，而且每次入葬都有随葬品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