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这一领域的理论分析论文寥寥，是时候由保护行动向学科学术转向了( 三 ) |非遗|王福州|非遗保护|保护非

三是避免文化内在表现形式的遗漏。文化遗产保护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功不可没，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无论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还是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均体现欧洲的“物质价值观” ，其分类体系、评估体系、设计机构以及保护措施等也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尽管2003的《公约》不断强化尊重意识，但任何遗产皆有其自身的发生与发展轨迹，自然就有相应的分类与解释路径。
中华文化有着许多优秀特质，而目前的分类更加关注生产和生活方式“外化于行”层面的知识累积与提炼， “内化于心”层面的概括与挖掘存在缺失，一些观念、伦理、礼仪、表述、宗教等类别，以及传统生产方式演化形成的人类智慧与技艺类精神性遗产，还有如中国人察天文、观星象、利用地磁和星术进行卜占预测的体系等一些充满中华智慧的文化创造被疏漏了。
《瞭望》：去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理论研究体系。你对下一步推进有何建议？
王福州：中国非遗从素朴的实践感知向理论自觉跃进绝非一蹴而就。
非遗能否独立成科须首先回答其是否为独立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非遗作为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形式，难以脱离其本体结构，与物遗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而非“硬币两面”的关系。准确定义并恰当阐释非遗以及展开合理保护是构建文化遗产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非遗与文化遗产的关联性源自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即后世文明对中华文明思维与观念的承继，成就中华文明框架体系的持久与连续。非遗作为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形式，前者以情趣、思想、理想、意志和观念等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更深刻的层次上受民族的历史文化影响；而后者作为历史文化母体蕴含民族和时代的元文化状态，包括原始的记忆、神话、传说、图腾等原始胚胎。二者存在脐带关联，结构上同源，并与主体的文化同脉，非遗与物遗共同构成文化遗产本体。
非遗学依赖文化遗产学，二者皆以形态研究为根基。
自2013年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先后命名了三批共23个“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基地” ，依托代表性传承人与人文社科领域专家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学术重点由保护研究向非遗的本体特征以及门类的形态特性转移渗透。
形态学的存在历史很长，近年来逐渐向遗产等相关领域拓展渗透，专注于物质与非物质等核心话题，形态因之成为认知遗产的基本单元和抓手。形态学着眼遗产的构成规律与知觉的心理规律，而从学科角度需要借助系列研究成果做支撑。这些基础性研究包括文化遗产形态学和非遗形态学等，前者是框架工具，后者是非物质分支，还应有物遗形态学的支撑以及物遗学科体系自身的重新整合等。唯有文化遗产的框架体系完善了，研究基础夯实了，才能逐步向非遗学和文化遗产学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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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日，贵州省黔东南州苗族蜡染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榕江县塔石乡乌吉苗寨，村民在制作蜡画胡攀学摄 / 本刊
学科建设时机已来临
《瞭望》：以非遗为例，加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还面临哪些挑战？
王福州：非遗说到底是文化问题，既有自信与自觉，又反映民族的文化观。有了好的基础理论建构与学科体系，非遗保护可持续性会加强，也能使文化遗产更好地活起来，并在国际上树立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