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阅读训练能否生成一种公共伦理？( 三 ) |缪斯|伊利亚特|史蒂芬·平克

图为仿真本
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之间的争论点燃了《伊利亚特》这部史诗，而我们倾向于将这种争论与史诗或戏剧相关联，比如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戏剧竞赛。但很多其他类型的诗歌也嵌入了这种争论的结构，我们从“颂歌”（anthem）一词便可见——它源自“对唱曲”（antiphone）或“对诗”（verse response）——其意经翻译即浮出水面。一首颂歌或赞美诗，保留着争论的声音，这提醒我们，诗歌总与商榷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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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得以消减伤害的第三个属性是其美感。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自己就可以是受益者；读者自己免于被伤害，因为——至少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如是观之——阅读拓展了他的生命。佩特察觉到，我们固然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在既定的时间里获得尽可能多的脉动” ，由此有效地拓展生命。根据佩特的观点，美丽的艺术品和诗歌无疑将带来“活跃的、成倍的体会” ，因而将200年（甚至2000年）的感知折叠进常人的有生之年里，如佩特所举的55岁。
尽管阅读伦理学必然包括读者自己的获益，但我们此处的关注点在另一方面，它往往不为人知，即人们受益于某人的阅读。美感至少从三个方面对此有所助益。
首先，美的事物（无论诗歌、数学方程式，还是面孔）有其属性——比如对称、朝气蓬勃、统合——要想在正义的王国中获致同样的属性则困难得多。比如，随手可以举出诗的格律具有对称性，数百年来它为司法领域中的对称性提供了灵感和指导——无论是约翰·罗尔斯说正义即公平，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对称” ，还是柏拉图期望罪行与惩罚之间应有对称（至今遥不可及），抑或休谟所谓期待与满足之间的对称。
其次，美打断了我们自己的思维，给予我们一个突如其来的松缓。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说，我们在美的事物面前体验到“吾丧我”（unselfing）；骤然不再“一味关注自我” ，不再只操心一己之利。西蒙娜·韦伊指出这一现象，称之为“激进的去中心化”（radical decentering）。我称此为一种“麻醉的邻接”（opiated adjacency），这个词很笨拙，但它提醒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东西使我们获得迅疾的愉悦感（如鸦片般令人陶醉），生活中有许多东西使我们感到置身事外，但几乎没有东西——除了美——可以同时兼具这两点。愉悦急切地涌起，而自己却在边缘观望，这迈出了致力于公正美好的第一步。
与美接触，还有另一效应。狄奥提玛（Diotima）告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告诉柏拉图，而柏拉图告诉我们，当面对美的人或事物时，会产生一种想要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欲望。狄奥提玛说，与美接触，还会涌起创作诗歌、法律著述、哲学作品的欲望。维特根斯坦等现代哲学家亦表达了同一观点。再次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创造能力是实现公正的先决条件：美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而公正往往是人为的；它常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因此唤醒我们关注自身创造力的所有事物，就是剔除不对等和伤害的第一步。
作者：伊莱恩·斯凯瑞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杨逸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