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神秘的三星堆到底有多久？李白为何感叹：四万八千年？( 三 ) |李白|古蜀国|蚕丛|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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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除了有房址外，还有陶窑、墓葬、窖穴和象牙堆积坑，还有石壁、野猪獠牙、鹿角、玉器、美石，其中最重要的文物共有2000余件，包括金器40余件，玉器900多件，铜器700余件。金器的代表作是金玉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球拍形器、金鱼形器以及大量金器残片。这些金器上，如金冠带上的鸟、鱼、箭和人头的组合案与三星堆出入的图案几乎相同，太阳神鸟金箔造型更是生动，设计上极端现代前卫，是商周时期的同类中的经典之作，因此与这次成都发布的有关犀园村遗址的发掘可以视为古蜀国历史传递脉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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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有机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青铜时代较发达和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是近十多年来的中国青铜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商周时期古蜀都邑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为探索古蜀文明史提供了大量的难得的实物资料。首先,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同处成都平原,都为商周时期古蜀国的中心遗址,两遗址相距仅38公里。金沙遗址出土遗物的总体风格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器物相一致，同时也有着较强的自身特色。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可以揭示两遗址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加深对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认识，解决很多古蜀文化的未解之迷。其次，金沙遗址的延续时间较长，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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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陶器十分丰富、完整，上接三星堆文化，下连战国时期的上汪家拐遗存。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和资料的整理，对商周时期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的深人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周武王伐纣王时，蜀是周的盟国之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征蜀、伐蜀的记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钱、玉戈等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殷墟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一件鲁面纹斧形器上阴刻的连体普面纹，就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铜鼎上的鲁面纹基本一致:铜容器圈足上的纹样是以云雷纹为地，饰以夔纹，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和周文化影响的结果，金沙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证明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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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出土的多节玉琼，特别是人面纹玉琼，鼻上还有细如发丝的阴到线纹，不论形制、制作工艺还是雕刘技术均与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琼完全相同。
总结来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乃至于最近的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现一处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都是一个完整的古蜀国历史发展的文化沉淀，是整个华夏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对持续提升我们民族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支撑，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千万年之光，至今还闪着璀璨的光芒，确实让古老的神州大地不断出现美轮美奂的历史遗存让人感到兴奋，然而，对于这个重特大考古发掘和进一步阐述的空间还有很多很多，可能历史终究要交给后来人一步步去讲述，就像盛唐的李白发出的那首《蜀道难》一样，至今还能听到他深沉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