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战后德国文学与出版的……“拨乱返正”( 四 ) |德国出版零时年|作家|文学|克

接下来，战后两个德国的文学与图书出版的不同发展路径很快就呈现出来：“美占区对出版物的预审以及内容上的审查已于1945年10月废止，英占区是在两年之后，法占区则是在三年之后。在苏联占领区，也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直到1989年才废止。在西部占领区， 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时，废止了出版社建立需要通过战胜国颁发许可证的制度。而在东部占领区，这种严格的准入制度一直持续到了民主德国解体。 ”（18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同的发展图景？作者说就是因为决定两个德国命运的不同“遗产管理人”的区别：“如果说各战胜国在开始还可以保持一致的话，它们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19页）一个明显而又充满悖论的历史事实是，就“去纳粹化”来说，苏占区起步较快，宽严结合，在某些社会领域的改造更加彻底；美、法、英占区对此重视的程度不同，总体上看来“去纳粹化”不如苏占区彻底。但是作者认为“去纳粹化第一阶段的结束导致了两个德国的产生。 ……这次运动至少促进了联邦德国民主政体的产生。而在民主德国， ‘国家大力宣传的反法西斯主义……试图让民主德国的去纳粹化运动显得比联邦德国更加合理’ 。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21页）以后人所共知的两个德国历史道路的差异与巨变可以说明什么是“不尽如人意” 。
在图书出版的法律规定方面，在西部占领区随着联邦德国政权的建立，出版许可证、纸张分配制度和审查制度很快取消了。 “那些想摆脱战胜国同盟思想改造的人也有机会创作、传播和接受相应的读物。 ”（23页）著名纳粹分子的自我辩护录、回忆录开始成批出现。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危害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颂扬犯罪、战争和种族仇恨的出版物必须列入禁书清单，同时规定书籍不得“单纯因为其政治、社会、宗教或世界观的内容”被列为禁书；即使被收入禁书清单也不意味着被完全禁止，只是为了排除潜在购买群体中的未成年人。（24页）另外，对书籍的甄别由联邦检查机构负责，但是各种文化、图书团体都参与决策，还规定可以提出异议和申诉，以防止对言论自由的真正侵犯。在民主德国，通过《青少年保护条例》和附加条款实现对“糟粕书籍”的全面禁止——不仅仅是在出版、销售环节，还规定学校老师必须检查学生书包。在民主德国对学生的鉴定中，有单独的一栏用来填写书包检查的结果。 “‘美帝国主义企图摧毁我们的文化自信和德意志民族的反抗力量，以便为它的殖民和战争计划做准备。 ’这些言辞显示出民主德国当权者对于‘外来渗透’的非常具体的恐惧，它与当年纳粹对‘外族’的警告如出一辙。 ”（28页）
在民主德国，文学出版必须接受国家的调控，但是也使“在美学和艺术上拥有高品位的文学”可以不考虑市场需求。在联邦德国，自由市场得到发展， “人们往往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选择回避某些有关过去的问题” 。作者认为这两种文学传播体系并不是完全水火不容，而是相互交错、互为补充。（31页）作者在全书最后一章总结说， 1945年之后民主德国作家致力于发展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学，联邦德国的新作家们也开始支持年轻的联邦德国文学。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两股势力的影响力依然很弱。（360页）这说明战后新文学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都是只能缓慢成长。在此同时，对于传统的德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则显得要复杂得多，包括对作家、文学团体、文学出版物的态度都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作者把两个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概括为“联邦德国接收了第三帝国的遗留人员，而民主德国则继承了它的结构性遗产” 。（同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为数众多的具体作家的生平际遇、作品影响、图书市场情况和读者传播接受情况来阐释了这两种遗产的接受史实，在这些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作家、作品的论述中，我们时常却能够产生真实的感受。比如曾经走红的纳粹作家如何极力洗白自己，曾经被纳粹打击的流亡作家如何为自己争取声望，在畅销读物中如何小心处理类似战争罪责、大屠杀的国民责任等敏感问题——正如作者所说， “纵观战后初期联邦德国的通俗文学，不管在语言还是内容上，都将所发生的一切蒙上了一层可容忍的面纱，这被看作当时通俗文学领域的主要潮流。德国的战争罪行在作品中变得扑朔迷离，作者们也开始使用日常的通俗语言，甚至使用通俗小说风格描写战争题材。 ”（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