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术界红山文化研究动向述评( 三 ) |韩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玉器

裴炫俊主要考察了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并从中国考古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红山文化的研究历程。他参考了朱延平[25]的意见，认为红山文化彩陶的纹饰，大部分可以在辽西地区之前的考古学文化中找到渊源，但红山文化确实受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是文化传播的中介。不过红山文化虽然受到彩陶文化影响，其整体社会还是当地发展起来的以坛、庙、塚为代表的宗教社会。他还认为红山文化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研究课题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关键指导理论的转型期，即中原中心论开始解体，满天星斗说逐渐成为主流。 [26]
有关红山文化其他内容的具体研究，金材伦、吴大洋、李清圭、姜仁旭、洪志赫等学者围绕积石塚、玉器、编年、祭祀以及研究史等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其中，金材伦的研究涉猎最广，也最为深入。
吴大洋将红山文化的积石塚分为无积石型的土圹墓和积石墓以及众多积石墓组成的积石墓群三大类， [27]并进一步指出红山文化的积石塚和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器时代早期的积石塚不存在关联性。 [28]元重皓也对红山文化积石塚做了深入研究，他着重探讨了积石塚的建造目的。他认为红山文化积石塚的筑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通过积石塚内的埋葬习俗，可以了解积石塚社会中的权力有一个由积石塚建造者向玉器制作、使用者的转变过程，但这种玉器制作、使用集团的出现，并不一定代表当时社会出现了强权与压迫，更有可能是还未形成制度社会时原始礼仪建筑的建造者们主导的初级社会形态。 [29]
元重皓也曾对红山文化玉器做过研究，他认为在牛河梁遗址所代表的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后期存在原始宗教（萨满）的特征——自然（动、植物）崇拜和图腾崇拜，这也是当时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重要标志。通过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玉器种类、数量、原料、加工技术以及埋葬习惯，可以判断当时存在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萨满。 [30]李清圭和禹明河主要考察了牛河梁遗址随葬玉器的墓葬，他们认为牛河梁的墓葬可以分为无设施的墓葬、土圹墓和石棺墓三个类型，每种类型的墓葬还可以根据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类。玉器大体分为勾状玉器与非勾状玉器两大类，各种类的玉器在墓葬中有相对固定的位置。但小型墓葬随葬的玉器组合明显优越于中型墓葬，大型墓葬随葬玉器组合也有不如中型墓葬的情况，由此可见墓葬规模与墓葬等级并非完全对应。通过已经明确的墓主性别，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牛河梁遗址的初期阶段，男性居于相对主导地位，但在相同墓域中，具有相同埋葬资格的男女比例接近。 [31]金材伦研究了红山文化中的蜷曲形动物纹玉器，并根据蜷曲的闭合程度，将其分为C字形和D字形两大类， C字形类玉器和D字形类玉器不存在型式的演化关系。她认为蜷曲动物纹玉器出现在持续了1500年的红山文化的第五期，也就是最后一期，并不是贯穿整个红山文化的玉器种类。因为蜷曲形动物形玉器出土在相对简单的石棺墓中，因此这类遗物与墓葬的规模、构造、社会意义等关系不大，而牛河梁遗址和半拉山遗址都无法确认遗址的阶层性，相反，不同性别的墓葬随葬玉器组合有所不同却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她不同意部分中国学者的观点， [32]虽然哈民忙哈遗址出土和红山文化类似的玉器，但从陶器上判断，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她也不同意有学者将三星他拉遗址和东拐棒沟遗址推测为聚落遗址， [33]认为这样推测证据不足。 [34]姜仁旭认为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蝴蝶形玉器，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人类的灵魂通过蝴蝶自由飞翔可以实现成功脱离。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