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 。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 。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 。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 。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能手 。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 。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只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 。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和“尚巧似”(锺嵘《诗品》上)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 。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馀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 。如其《入彭蠡湖口》,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划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崩奔”、月下哀狖的悲鸣之声、“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色彩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于山水景物的描摹更加细致入微、
谢灵运的那些垂范后世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其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犹如一幅幅鲜明的图画,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美 。尤其是“池塘生春草”更是意象清新,天然浑成,深得后人激赏 。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 。
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同时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喟,如同一篇篇旅行日记,而又常常拖首一条玄言的尾巴 。如其著名的《登池上楼》 。
但由于过分追求新奇,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之弊 。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谢诗累句》曾指摘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了无生气”之处达五十馀条 。虽不免过分,但有些的确是符合实际的 。然而尽管如此,谢灵运的诗正如钟嵘所说:“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谢灵运的诗,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释皎然誉之为“诗中之日月”,“上蹑风骚,下超魏晋”,虽未免过誉,但谢灵运毕竟为山水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 。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 。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 。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 。这新的特征成为“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 。而且这种诗风对后来盛唐诗风的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自谢灵运之后,山水诗在南朝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 。
藏书
谢灵运录秘阁图书14582卷,另有佛经书籍438卷,分为645帙 。比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四部书目》著录更为宏富 。谢灵运少即好学,博览群书,工诗善文 。元嘉八年(431年)就职秘书监,开始率人整理秘阁图书、补足旧文 。在殷淳等目录学家的协助下,于元嘉八年(431)冬编撰出《秘阁四部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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