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忆红旗手表厂 |上海|厂子

本文图片

徐辉一家1975年-1976年在厂门口留影。（徐辉供图/图）
无意间看到一组上海内迁长安的“红旗手表厂”照片，一时脑子迷离、记忆回闪翻腾。逐记下几笔，颇多黯然和感触。
家父曾在这个厂里工作过一段时间， 1974年左右，我少年顽闹，背着大人下河游泳，为在光屁股交的同伴中逞能，常爬上大石头上高处跳水且越攀越高，既没有人教授，也不知河水深浅能否承载，从十多米高处跳下是常事，只为赢得同伴的喝彩。
不知是长期河水浸泡，还是从高处跳水伤及左耳膜，发展为慢性中耳炎，故休学一年在西安第四医院治耳。因耳病无需住院，一直就住在红旗厂父亲的宿舍里，方便就医。
对红旗厂的记忆是，当时厂子是西安城的时髦标杆，因为厂子是从上海内迁的，手表凭票方能购买到，记得父亲用手表票淘换了“永久”自行车和“凤凰”缝纫机票，家里便有了早年鲜有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收入微薄，能凑足这些家用，足见家父的持家能耐。
由于是计划经济，厂里工人收入较西安当时属高端，且多为上海人，生活习惯和家用服饰多来自上海，颇为那时还较为闭塞的西安人艳羡。而上海产业工人的手工水平也是高得惊人，当时就流传着一个传说：同样的手表零部件，用同样的时间，由上海工人所组装完成的手表，试验时从四五层高楼上扔下来，表壳已经摔碎，可表的走针却分秒不差。而同样条件由当地工人组装的手表，摔下来后，一般就是一地鸡毛。这既有上海产业工人的手艺水平，又有上海工人的自豪。
而对红旗厂记忆最深的则为吃——有次父亲的一个工友打赌，一顿饭吃掉两斤干挂面和二两一个的馒头四五个，赌注就是免费吃掉的食物本身。
另一次是大冬天，一个叔叔干吃掉了两块生豆腐，少说也有六七斤，记忆最深的是他吃到最后冷得发抖，一大勺一大勺地往嘴里倒干辣椒面子，赌注则是一斤白皮点心。
而我对父爱的理解也是相关于吃——长安米少，而南方人又喜食大米，厂里食堂和国营饭馆鲜有米饭卖，而自由市场已绝迹。附近胆大的村民就起大早，偷偷用一种特别的小推车推着蜂窝煤炉子，上面放着搪瓷缸子，缸子下面是蒸米饭，上面是一点菜蔬。厂里的工人怀揣一个饭盒，悄悄到跟前交钱，一缸子冒着热气的米饭就扣进饭盒，工人便把滚烫的饭盒揣进怀里迅疾离开，过程之紧张急促，犹如特务接头交接情报。
父亲可能怜我生病，常起大早给我买这种米饭吃。最好吃的是新稻子下来，村民把从稻田里抓到的鳝鱼放在缸子里的米饭上蒸熟，鲜香油汪，煞是解馋。偶尔我也作假让父亲吃，他总是愠怒：黄鳝腥气重，爸不像你嘴馋，啥死猫烂狗的都能塞进肚子——我咽不下，快吃!油腻物凉冷吃了伤肠胃。
父亲吶，惜哉您活着时并没有看到儿子的感恩，父子之间情感表达鲜矣。
后来我到长安一中读书，出头打架不负儿时的绰号“娃狼”——现在想起，只能暗自庆幸，年少血气旺，屡屡出手见血而没出大事，幸甚。而真正意义上的群殴对打的对象，多为已改名“蝴蝶手表厂”的青工和子校的学生，那是一个《少林寺》和《加里森敢死队》流行的年代。
而到了1987年，我供职陕西省文联的《民间》杂志社，写的第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就是采访蝴蝶厂厂长李云殿，他是一个大能人，把这间厂子经营得全国闻名——赞助寂寂无名的国家女子游泳队，使得该队在两年多后一举夺得世界冠军。他的名言则是——穷帮穷，一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