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白血红》第508页中描写长春围困战时,还这样说:“一座城市,因战争而活活饿死这么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
这又是危言耸听,并不合乎历史 。围困长春期间的居民死亡数,笔者曾专门了解过,根据国民党方面在被围期间掩埋的尸体数和人民解放军在城外和进城后掩埋的尸体数,总计是12万人左右 。当然在当时那种战乱中,这个数字并不可能十分准确,却也相差不会太大 。从长春市区居民的增减数看,日伪统治时长春人口最高为60多万(包括日本居民10余万人),国民党统治时虽有难民进入,但因日本人被遣返,市区工业萧条,生计困难,出者多而入者少,市民曾降到不足40万 。后来因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内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有许多地主及其家属为逃避斗争纷纷躲入长春市内,周围一些县市里受国民党“正统”观念欺骗宣传的一些居民,也随国民党军退入城内 。因此到1948年3月长春被围时,居民达到50多万人 。人民解放军在围城期间共收容并安置城内出来的饥民20多万人,入城时市内居民只剩不足20万人,由此算来,非正常死亡数字约超过10万人 。
在中国古代史上,围城期间死亡上10万人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而是所见不鲜 。至于外国战争史上,此类事件亦有不少 。远的不谈,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列宁格勒保卫战而论,死亡者达100余万,其中大半是在德军围城的第一个冬天因饥饿而亡的 。固然,长春城有这么多死者确实令人痛心,但也不可随意夸大其辞 。
在《雪白血红》第510页又讲到长春死亡的饥民问题,并称:“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负罪呢?”作者虽未作答,但是从其描述看却是不言自明的 。
回顾当时的历史,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当时饿死的都是长春的市民,而长春是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国民党政府又自称是全国的政府,理应负责城内人民的生活 。从战争需要出发,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长春,可是国民党军与沈阳仍有空运联系,市内仍有相当大的粮食储备 。据长春解放时对国民党军存粮清点时的结果证明,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 。可是城中国民党军为长期固守,却实行“杀民养军”政策,在其内部也实行歧视性供应方式:对嫡系新七军一直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对杂牌的六十军则在基本保障供应时掺杂一些代用食品,对于保安队之类则让其“自力更生”即抢掠居民过活 。居民饥饿之时,国民党军的营团以上军官仍有酒肉供应,士兵也无人饿死 。长春出现的人间惨剧,其责任自然应归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后当时长春守军主将郑洞国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也均不否认这一点 。
在中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在外国的各次正义战争中,对敌人占领的城市采取包围攻击或封锁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一些无辜的百姓 。如果只是顾及战区少数无辜者,而不顾战争从本质上所代表的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否定对敌人城市发起攻击和包围,甚至以一付悲天悯人的态度夸大渲染这种难以避免的局部误伤,那么结论只能从根本上取消革命战争或任何正义战争 。且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西方的多数人那里也不会接受这种荒谬的思想逻辑 。例如一向标榜“人权”和“人道”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动空军猛烈轰炸德国和日本,并对日本进行布雷封锁,轰炸中死亡的上百万人绝大多数也都是无辜的平民,日本国内因封锁造成的病饿死者也多是贫苦百姓,但是任何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作战性质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行为(当然不包括最后全无军事必要所投的两颗原子弹) 。美军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前,其实也知道这两个城市里有盟军战俘包括美军战俘,同样未影响投弹的决心 。当然,在正义战争中对于无辜者的误伤,应尽力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看采取行动时组织指挥者的政策水平和指挥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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