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管子》治国思想及其译介传播( 二 )


根据学者的研究,《管子》一书的成书经历大致是这样的:由于管子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影响,战国以及其后的学者,或记述管子的言行,或假托管子之名,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传抄积累,传承多年,最终汇集编成《管子》一书。宋代叶适称“《管子》非一人之笔,一时之书”。20世纪30年代,学者罗根泽出版了《管子探源》一书,书中对《管子》各卷本的著作年代和作者进行了逐篇考证,认为这些著作分别写于战国中期、战国末期、秦汉之间直到汉朝文景乃至武昭之时,其编著者或为政治思想家、或为法家、或为道家、或为儒家、或为阴阳家、或为杂家、或为医家、或为兵家,但其思想的主流是法家与黄老道家思想,其特点是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为法治找到了哲学基础,又将道家思想切实地落实到了社会人事当中。孙中山认为《管子》一书是中国经济学之“滥觞”,并指出其经济理论主要有富国富民论、重农论与国轨论等。总而言之,《管子》的书名来自管仲,内容涉及以黄老道家为主,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管理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各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王霸之策,又有坚持正义仁慈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三晋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理想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反映了管仲的基本思想。
《管子》治国思想:强国富民
“衣食无忧”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古代劳动人民最真实朴素的愿望,而早在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就提出了强国富民的思想,并在齐国的四十年间成功实践这一思想,最终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治国|《管子》治国思想及其译介传播
文章插图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管仲纪念馆 崔立来摄/光明图片
以民为本:树明君之治国观
《管子》通篇都是劝政之言,其“劝”的对象是君主。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天下兴亡系其一身。管子认识到,齐国若要在春秋时期群雄逐鹿的格局中脱颖而出,齐国最高统治者就要充分了解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只有树立君主“以民为本”的治国观,强国富民才有基础。因而当齐桓公询问如何成就霸业时,管子提出了他的观点:“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何以为本?“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君主的威权来自拥护他的百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权的兴废取决于百姓民心的向背;“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而百姓则是农业生产的承担者;“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军队的胜败在于百姓是否服从差遣。管子从君威、政权、经济、军力四个方面提醒君主,要时刻牢记百姓这个力量之源。
《管子》一书提出,树立了“以民为本”的治国观,君主就掌握了治国的“道”,而施行这一道的“术”就是“牵之以利”。管子认为,人生来“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聚拢民心的方法之一,就是顺其心足其欲。“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如果能够解民忧、富民财、保民安、育民生,将国家的利益与百姓的利益联系起来,百姓才会拥护君主报效国家。也就是说,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稳定与否,“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此外,管子也强调物质层面的满足是追求精神境界的前提,正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衣食无忧了才能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