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 。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 。
“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 。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 。
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 。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 。
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 。可见公元 1世纪中叶以来,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 。
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 。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 。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 。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 。
《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 100),许慎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 。东汉末期,张芝被誉为草圣,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 。
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 。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 。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 。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 。
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 。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 。
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 。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 。
草书也会随之变异 。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 。
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 。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 。
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 。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 。
“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 。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 。
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 。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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