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在我童稚的心灵里播下美好的种子,教导我:要爱祖国,要勤勉,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 。几十年过去了,老师们的话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
我的启蒙学堂叫竺西小学,它坐落在江南小镇——宜兴周铁桥的北街外 。我还依稀记得那狭窄的天井,晦暗的教室,和没有座位、只有一个石砌的小“舞台”的礼堂……记得在这个礼堂里我们有过的永生难忘的集会 。
那大概是1942年,沦陷时期的艰难岁月,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老师们曾组织全校的学生在这里举行过多次的抗日讲演比赛 。
我也登过台 。讲演稿是级任老师冯先生写的,记得里面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话 。
学校离北街外营桥边的日本兵炮楼很近,只二百来米 。比赛时,专门有人在校门口放哨,见到日本兵或翻译官经过,就跑进来报告,讲演随即暂时停止,大家一起唱歌 。
那时我还小,不大懂得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 。后来,当我知道日本侵略者是怎样残忍地虐杀中国的爱国者的时候,我对于老师们的勇敢,不能不从心底里感到无限的敬佩 。
冯先生教国语,也教音乐 。她爱穿青竹布的旗袍,有时套一件黑色的马甲,挺精神 。
小学的校歌就是她教的 。校歌的词和调都很美 。
开头的几句是:“竺山屏于东,湖水环流永无穷 。莘莘学子乐融融 。
术学不尚虚荣,为的是经世致用 。……”大概是为了让学生真正学得“经世致用”的本事吧,老师们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严格到有点近乎严厉 。
那时还没有废止体罚,弄不好,老师会用戒尺打你的手心 。我虚岁六岁就上学了,年纪小,上课时总很规矩地坐在前排,老师们都是蛮喜欢我的 。
他们无疑说过不少表扬我的话,只是这些我已经无从记忆了;可我还是免不了受到批评乃至惩戒,这方面的情景我倒是至今未曾忘却 。在班上,作文和写大字算是我的“强项”了,然而就是在这两门课上,我也受到过申斥 。
有一次作文,题目是记秋游 。在文章的开头,我说: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几个同学在西街外的草场上玩,忽然闻得一阵桂花香,我们就一起到棠下村摘桂花去了 。
陈先生阅后在末尾批了“嗅觉特长”四个字 。我不明白这批语的涵义,就去问 。
先生板着面孔对我说:棠下离这儿有三里路,那里的桂花香你们也闻得见,难道是长着狗鼻子吗?这话有点刺伤我,不过我还是感到羞愧,因为我确实没有闻到桂花香,开头那几句是凭想象编造出来的 。有一次上大字课,老师在发本子时把我叫到讲台前,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次的成绩是丙,丙就是及格了,可对你来说,这是不及格,因为你本该得甲的 。
以后再这样,就要打手心了 。当着全班的面这样说我,我感到有点难堪,不过我在心里还是服气的,因为那节大字课的前半堂我尽和临座的同学说悄悄话了,字确实写得很不尽心 。
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对一门课,老师们的态度特别宽容,那就是翻译官上的日语 。即使逃课,老师们也是不管的 。
而从这种宽严之间,我们这些小学生似乎也领悟到了老师们没有明说的某种道理 。抗战胜利那年,我小学毕业 。
祖父母相继去世了,父亲还在大后方,我于是随姑母去上海就读 。上海的私立中学英文程度很高,初一就读开明书局的《活用英语》第五册 。
家乡的小学不上英语课,我自然跟不上班了 。本来,一个乡下孩子在当时的上海,就是容易被人看不起的,更何况有的功课还不行!第二年父亲从大后方归来,我就转学到了宜兴和桥的彭城中学,并在那里做了住校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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