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表示完全赞成“废讲义”的也不乏其人。著名学者、心理学家陈大齐就明确表示“极为赞成”，“如能本科一律改用口授，齐所任功课自当停发讲义”。陈氏发表此番意见十个月之后，1918年10月，其著《心理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乃是中国第一部大学心理学教科书。
与陈大齐的意见相仿，关于“废讲义”的预计时间也一致的，还有著名学者、文学家周作人。周氏明言，“中文第一年级用之《欧洲文学史》，大约下学期末可以编了”，“第三年级则本学年讲了，唯现讲十九世纪，两学期以后则须三学期，故虽讲了，尚须增订大约八月中方可成也”。也是在1918年10月，其著《欧洲文学史》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与其兄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之后“求新声于异邦”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用于大学授课的欧洲文学史教材。
【 胡适|陈独秀倡举废讲义 最终废了个寂寞？】可以说，陈大齐与周作人的北大讲义，付诸出版的计划本就及时妥当，恰与陈独秀“废讲义”的思路不谋而合，算得顺势而为、正当其时。也正因为如此，正当陈独秀在1918年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话音刚落，这两部北大讲义就作为当年商务印书馆专列的“北京大学丛书”之一分子迅即付印出版，成为了北大文科早期的正式教科书之“样板”，二人遂亦成为响应“废讲义”的先行者。
钱玄同无法苟同，“废讲义”岂可武断
若依常理揣测，作为《新青年》同仁的陈、周二人对陈独秀“废讲义”之举，既然均公开表示赞同且以实际行动达成，那么，一贯活跃异常的新文化健将之一的钱玄同，对此革新之举理当表示激赞之意，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同为文科教员的钱玄同，发表对“废讲义”的个人意见，较之陈、周等人的意见刊发还稍晚了两天。其刊发的篇幅，却数倍于诸同仁，显系深思熟虑、冷静权衡之详尽表达；且其对“废讲义”表示无法苟同，并逐一列举其授课实际情况，来表达在教学中不可断然“废讲义”的基本立场。
原来，因为钱玄同讲授的乃是“古代声韵学”课程，这一课程从其自身的学术研究到教授学生两个层面上，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文科课程的特殊性。为此，钱玄同首先解释并声明称：
“弟所授之文字学既无教科书，又无简要适当之参考书，此科又为学生未入大学以前所不习，若专用口讲，学生必致茫然，不解所谓。故油印讲义在本年暑假以前，只能照旧印发。”
不但需要“照旧印发”，钱氏还提到要“着手重编”，理由是：
“惟弟之讲义均係民国四五年间所编，当时本属草创，兼之随编随教，体例内容之纰缪，繁简详略之失宜，触处皆是。现方着手重编，须至本年五六月间方可告竣，此重编之本，即当付诸排印。”
至于这讲义“重编之本”，还分为三个编次，即“声韵”、“形体”、“训诂”三编，每个编次又对应不同的年级加以讲授。如此一来，莫说此讲义“重编之本”要付诸出版还遥不可期，即便将来能够出版，也还不如就各年级对应各编次的讲义本“随编随教”来得方便，也更切合教学实际。
此外，同为《新青年》骨干，亦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对“废讲义”之举也未置一辞，无从知晓其确切意见。不过，胡适于1919年2月，略晚于陈大齐、周作人，也将其课程讲义付诸出版，即是日后令其“暴得大名”的，之后13年间多达15次再版的（此间尚有另外两种改版新印者）那一部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至此，但凡选修胡适所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者，皆可至校内出版组经售处或校外各大书店书铺购置此正式出版物，充作教材，课堂上确已无需再有讲义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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