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花粉比山脉更古老”丨评约翰·伯格《简洁如照片》

花粉
比山脉更古老
他山消逝
阿拉维斯山尚年轻
——约翰·伯格
约翰·伯格（1926—2017）拥有漫长的写作生涯，他成长于一战和二战之间，参过军，亦见证了整个 20世纪下半叶这一纷争不断的极端年代。1974年，他和妻子贝弗莉·班克罗夫特举家从英国迁往法国一个人口不足百人的村庄昆西（Quincy），并且在那里度过余生。此次迁居使伯格的写作发生了显著的转向，他本人开始从剑拔弩张、专注于视觉艺术的批评家，转型为眼界更为开阔，更多诉诸诗意和切身经验的综合作家。
诗歌、散文、故事、批评、绘画……它们就像木匠工具箱里久经磨练的工具，等待着伯格这个堪称文体家的辣手随时取用。文集《简洁如照片》（And Our Faces, My Heart, Brief as Photos, 1984）便是伯格“综合作家”时期的产物之一。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这本书的内容，它显然与伯格的乡村生活经验有关，但也包含了哲学、文学、艺术史和时下的社会新闻；它以“曾经”（Once）和“此处”（Here）为两条线索，如同时间和空间的快照，记录下了彼时彼刻伯格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方式。

文章插图
《简洁如照片》
作者: [英国] 约翰·伯格
译者: 祝羽捷
版本: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伯格写到，“他们也知道，生活中所遭受的一切难以忍受（intolerable），但命名不可忍受之事本身就是希望。……遇到不可忍受（intolerable）之事，行动势在必行。……但纯粹的希望一开始就存在于命名不可忍受之事的能力中，这种能力来自遥远的过去和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和勇气必不可少。”
虽然在伯格的笔下，从革命的 1960 年代到危机四伏的 80 年代，世界始终是难以忍受的，也始终需要抗争者和革命者，但他的叙述却比自己的“批评家”时期多出来一个被他称为“命名”的层次。这个近乎诗的层次先于任何行动，但同样内化了政治和勇气。
如果借用丸山真男有关“政治思维”的论断，伯格就是一位有政治思维的作家，即便他看似只是在写故事，或者是用诗歌和绘画捕捉微小的文学时刻。当遭遇到现实中的具体政治事件和社会想象时，他的笔总是能保持精确，只是伯格描述世界的能力并不来源于某些作为分析工具的理论（尽管他就生活在盛产批判理论的英国和法国），也非来源于纯粹的常识，而是来源于杂糅了生命经验的文学。
例如在关注西欧国家土耳其移民问题的《第七人》（与摄影师让·摩尔合作，1975）中关于疾病的隐喻。故事的主角是紧张不安地接受体检（这将决定是否有资格成为境外派遣工人）的土耳其人，他想知道“有没有一台机器会检查出他害怕的自己脑袋里的一种疾病：令他无法识字的疾病”。在这里，伯格没有用“阅读障碍”或者“失读症”，他向来不会直接告诉读者结论，而是转用隐喻来扩充句子，使“无法识字”和“疾病”的连接变得模糊——“无法识字”指的究竟是病理学意义上的疾病，还是社会象征意义上的疾病？很大程度上，伯格正是在这种模棱两可中抵达了文学的精确。而到了《简洁如照片》中，模糊与精确的转化得到更自由的运用：
前文所引用“他们也知道……”的段落，实际上是伯格在充满同情地描述一张照片中的五个人物。身处工人阶级的他们曾经在土耳其担任政治委员，但因为接下来的政变，其所在的政党被宣布非法，共计五万人入狱、数百人被判死刑。截至伯格写作时，这五个人自己也生死未卜。和更为经典的《西装与照片》（1979）一文比起来，伯格同样注意到工农阶级的躯干透露出的讯息，并且从中看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城市对乡村实施压迫的蛛丝马迹。不过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展示照片，而是用黑框代替照片的位置。伯格有一些顾虑——“我眼前桌子上的照片已成罪证。即使这里离土耳其千里之遥，也最好不要把它印出来”。但是从效果上看，作为现实与讯息的中介物的照片，伯格对它既在场又缺席的设置，不仅提醒我们历史及历史中人之形象的破碎感和不确定性——对象所能提供的讯息及其意义的强度深受现实条件所限，更是引导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段落中蕴含了双重命名的手势上——人物群像被拍摄下来，装框后成为伯格眼前桌子上的物件，这本身就是在命名现实；伯格在新闻报道风格的语言所定位的历史时空中尝试连接过去和未来，隐隐将极端年代集中营式的暴力施虐和发生在 1980 年代某些政权压迫工农阶级的社会现象并置，这又是一次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