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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诬古人，不误今人与后人
“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 ， “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昔王充有谓“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 ， “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论衡·谢短》）我曾多次引用这两句话，并常以“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而自励。但实际上，我的学问主要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而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我虽好之，但常感学力不足也。
我受学也晚，曾谓“吾十有五而困于文革，三十而有志于学” 。所谓“三十而有志于学” ，就是在我从北大哲学系的本科生考入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之后，才确立了我一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职志。在读研究生期间，受到各位老师的教诲，在朱伯崑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先秦气论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论文是有关气论研究的，所以我从张岱年先生处受教益颇多。
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因为没有续读博士学位，故常有未能“卒业”之感。亦因此，我是本着继续受教育的心态，对北大几位先生的著述成果和学术活动格外关注。 1992年《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向张岱年先生约写一篇介绍他学术生涯的文章，张先生嘱我来写。我以完成老师所布置“作业”的心态，写成了《默而好深湛之思诚而创综合之论——张岱年学术生涯录》。
当时，张先生的早期论著《真与善的探索》和《张岱年文集》第1卷已经出版，在研读这两部著作的过程中，我很认同张先生早年的许多哲学思想，并认为这些思想与张先生晚年的思想是相贯通的，加之结合我当时从事哲学编辑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遂写了《并非“陈迹”——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思想的今日启示》一文。此文受到张先生的重视并给予高度肯定，这给我很大的鼓励。
此后，关于介绍和阐发张先生思想的文章，以及对冯友兰先生的“旧邦新命”说和《中国哲学史》著作的评述，对张申府先生“大客观”思想的研究，还有我研读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的一些体会等等，大多是应纪念他们的学术研讨会之约而撰写的。这些论文带有我本人从学受教的学思历程的特点，在论域上当然有局限，但这确实构成了我对中国现代哲学认识的一个主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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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不诬古人，不误今人与后人】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以唯物论为基础，综合分析方法、道德理想，建立了自己的具有综合性的哲学体系。
把“实事求是”与“学以致用”结合起来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蔚为大观。我对此虽然重视，但因我对张岱年先生的“一本多级”之论十分肯定，故对牟宗三先生的“一心开二门”之说不能认同，当1993年国际中国哲学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我遂撰写了《“一心二门”与“一本多级”》一文，对牟、张思想的分歧作了分析。以后，我随缘而对唐君毅先生、成中英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的思想有片断的研究。在现代新儒家中，我对徐复观先生的一些思想，尤其是他把中国文化归于“道德性的人文主义”十分赞成，但这散见于我的几篇论文，而没有专论，故没有收入《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论集》这部论集。
在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中，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一直是我主张“通古今之变”的一个关键。我读过“五四”时期的一些重要文献，当世纪之交时写成两篇评论性的文章，一篇是《五四运动与文化转型》，另一篇是《儒学传统与五四传统》。这两篇文章虽然是二十年前的旧作，论证或有缺欠，表述或有不确切之处，但大致表明了我在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上一贯的致思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