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鲁迅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大书|鲁迅|绅士|骂人|文字|先生

在气温日渐走低的北方秋日里，重新品读鲁迅当年与政敌论争的文字，心潮澎湃、热血难耐。鲁迅先生虽仙逝85年了，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热”过很多回，这种“热”有时是出于造“神”的政治需要，有时是基于将其作为思想武器的庸俗目的，其间人们心目中的鲁迅先生或是被过于“神化” ，或是被严重歪曲。人们犹如雾里看花认不清先生的真实情貌，但是我们绝不否认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学界竭诚研究力求还先生本貌的不懈努力。好在鲁迅是一本需要长期研读的大书。
鲁迅先生是一个自我要求极为苛刻的人。他基本上没有私敌，这是为文学史所公认的。彼时有人强加在他身上的诸如刻薄、偏激、褊狭、睚眦必报、使狠好斗等恶名，完全是一种居心叵测的仇隙释放和怨怼发泄。鲁迅先生进行文化批判，最初始于与以章士钊为代表人物的复古派的论争，即驳斥《学衡》指摘《甲寅》，对所谓“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复古旨归的戳穿和批驳。在这一过程中，鲁迅亲自执笔写下《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与章士钊、杨荫榆等人进行文字交锋和笔墨诉讼，后又因此与陈西滢、徐志摩等“绅士”们口诛笔伐——对站在敌对阵营里为校方和北洋政府开脱罪名的“绅士”之流，进行单刀直入的抨击和不留情面的驳击， “第一次显示了鲁迅高超的论辩才能”（学者孙郁语）。
在陈西滢的论争记载里，他指责鲁迅“常常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如果只是阅读陈西滢的回忆文章而不对照鲁迅当年的论争文字，人们可能真的以为鲁迅是一个喜欢骂人且善于结怨的恶人，但事实绝非如此！鲁迅与当时绅士阶层的报刊交锋和文字对攻，尤其是后来与著名学者梁实秋进行旷日持久的论争，均是秉持社会底层立场，都是从正义、公道和良知出发。在“风雨如磐暗故园”的白色恐怖时代，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并不介意自己的声名、利益甚至生命，他在《致杨霁云》等书信和文章中，反复强调和一再表明， “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 ” 鲁迅是一个拒绝当时的知识阶层也被这个群体所拒绝的人，用当下的话来讲就是拒绝“被格式化” 。其为人为文很少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中庸与乡愿，毕竟先生对中国社会看得太深透了，对人性的诡异复杂认识得也太深刻了，因而其戳穿事件真相和鞭笞人性丑恶的文字极为精准和犀利，以至于官府和士人两方都不愿接受他。在一个以“温良恭俭让”为做人最高准则的守成社会里，鲁迅先生无疑是一个另类和异端。
当时，还有左翼文化阵线里的一些作家、理论家，不是贬抑鲁迅为“二重反革命” ，就是污损他为“隐遁主义者” ，鲁迅内心承受着如此舆论重负，只好以文字为武器进行回击；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所以心理也舒服了。 ”另一方面，他仍为柔石、萧军、萧红等青年才俊写跋、作序、看稿——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宁愿自己肩负黑暗的闸门，却期许青年人比自己更有成就，即使一些青年从背后射来“暗箭” ，先生也甘愿精神受些损失，哪怕是做些隐忍和退让，实在不得已才予以反击。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曾对鲁迅的行为作出如下解释：“对象仅限于‘怨敌’ ，即只针对那些坚持错误立场、对进步文坛心怀怨恨的人，而不是思想和行为上都已改正了错误的论争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