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_文化|杨虹:《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 五 )


没有迂回和晦涩 , 跨学科视角的切入既是研究商业叙事的底色 , 也是叩问文学如何讲述中国商业故事的一抹亮色 。 突破传统批评视界的方式在文学研究中并非独此一帜 , 杨虹教授评述的妙处是借伦理批评之径 , 窥得小说所书写伦理冲突背后的文化特性 , 不仅交代了文学叙事变革与人文精神的互渗何以可能 , 而且进一步展示了可能之后的种种作为:揭示财富伦理与公民伦理的间离与互织、家族伦理与启蒙伦理的碰撞与嬗变、性别伦理与女性乌托邦的困境和危机、个体化的欲望中国与商人的道德伦理危机 。 此种观照 , 既阐释了社会转型期伦理表征的多元形态与小说商业叙事中丰富复杂的伦理言说之间的对应 , 又凸显了伦理批评的学术视野和批判力度 , 提升了当代小说批评的理论品格 , 行文鞭辟入里 , 且无堆垛之迹 。
二、乌托邦里的“批判”利刃
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发展到目前为止 , 已有陈规 。 杨虹教授除却在理论依据上择取伦理学的理论视域来剖析其精神特征与叙事伦理外 , 其最具文化价值的突围在于对女性乌托邦困境的剖析和论证 。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里 , 总有一条“伦理”之绳在牵引 。 因着时代语境的差异、作家禀赋的不同或其他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 , 中国文学的商人书写历来较为贫乏 , 更遑论此间女性的独领风骚 。 至改革开放浪潮汹涌 , 众多女性跻身为商界弄潮儿 , 文学叙事相应观照频频 , 而商业叙事小说则独树一帜地展现了一种别样景观——性别伦理的危机 。 对此 , 杨虹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作品的这一特性:既书写“商业出击和爱情奔袭”的女性经验 , 在独特的性别话语空间中积极言说性别意识、性别抗争等文化问题 , 彰显现代女性主体精神建构的华彩 , 同时也构筑了一个个现代女性解放的乌托邦神话 。 名其为“乌托邦” , 是因为透过小说文本既可窥见消费文化与男权主义传统如何共同挤压现代女性的商界生存 , 使得女性生存呈现出异化与物化两种倾向 , 她们中的大多数仍未能摆脱西蒙· 波伏娃所言的“他者”身份;也可透视商业历史长河中众多英姿飒爽、驰骋商场的女性在拥有传统宗族文化所供奉的威严的“母神”身份的同时 , 却从未获得合法的个体身份 。 如此一来 , 商业叙事中现代女性解放神话暗含的巨大伦理危机便浮出地表了 。 这种伦理吊诡现象 , 无疑源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女性主体精神的缺失 。
只此一举 , 便可领略作者良苦用心 。 仅细致梳理女性的显在身份已颇费一番功夫 , 而旨在时代的变革中找寻伦理的诗性 , 并以女性学相拓展 , 让读者在行云流水间见证社会转型期间独属于中国的某种复杂历史经验 , 除论述的新颖独到外 , 其批评的“洞幽烛微”功力可见一斑 。 毋庸置疑 , 作者就是这样跨越古今间隔之先在 , 将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精神一一纳入笔端 , 其中纹理 , 思接千载 。
三、迷雾外的“反思”回音
就转型期中国小说中的商业叙事而言 , 即使它历经了兴起、兴盛至成功扎根于小说这片土地 , 我们似乎也无法忽视笼罩在它身上的双重“迷雾” 。
20世纪末至今 , 巍峨的大厦和急匆匆的人流成为城市的标志 , 经济的突飞猛进对于社会价值体系的形塑打破了滋生于传统文化土壤的伦理道德的秩序 , 个体主义、消费主义与商业文化的盛行在带来个体“解放”狂欢的同时 , 也带来了文化的“迷失” 。 这里存在一个缺乏灵魂指引和丧失方向感的时刻 , 旧有的“贱商”隔阂还未全然消除 , 新塑的商业精神仍在重构之中 , “时代的迷雾”因此而覆盖于商业叙事中 。 文学从来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 此时的文学创作已然开始青睐商业故事 , 商业叙事作品亦犹如摄像机 , 从不同场域摄入人欲、伦理与经济交织的深刻变化 。 但这种摄入 , 有时候正如杨虹教授所言“(部分商业叙事小说的作者)在强调形而下的生活具象时 , 连同形而上的艺术和哲学思考精神都丢弃了” , 以至后来的研究者也明显察觉到 , 商业叙事作品在记录“大众化”“商品化”社会景观之时 , 也陷入了“一元化”“媚俗化”的必然中 , 而这 , 不妨名之为“书写的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