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文化!文艺评论丨上山文化:中华万年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启明星”( 二 )
也许有人会问,它们三者之间并不完全衔接,中间都有年代上的空缺。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考古学研究的文化谱系。如果简单点概括,文化谱系就是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时空脉络,具体到上山、河姆渡和良渚文化,它们是“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一文化序列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在它们之间还有跨湖桥文化(距今8000—7000年)和崧泽文化(距今5800—5300年),良渚文化之后还有钱山漾文化(距今4400—4200年)、广富林文化(距今4200—4000年),它们共同构建起了长江下游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上山文化年代最早,它的继承者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源头,而河姆渡文化又对良渚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如果从文化基因或者文化传统的角度讲,可以将上山文化看成是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母体。尽管三种文化在陶、石器所体现出的文化面貌上各有特色和差别,但从农业社会的形成这个角度看,特别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延续和发展,三者可以看成是三个递进的发展阶段,一浪接过一浪,而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路径,最终奠定了上山文化由“最早的村落”走向良渚文化“最早的国家”这个区域文明演进模式。以上叙述只是非常粗线条的概括,具体到真实的文化发展,其中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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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最早”改写历史,其中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出现世界最早
总的来说,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生产、农业村落定居、彩陶技术创新、酿酒技术产生等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体表现为“四个最早”。
稻作农业出现最早。袁隆平院士曾为上山文化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这充分说明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性。著名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认为,稻作农业是一种人类行为,我们研究稻作起源实际上是研究人类种植水稻这种农耕行为什么时间出现,并由此探寻人类为什么驯化水稻。从这个意义出发,上山文化不仅出现了水稻作物属性的种种驯化特征,而且很好地诠释了人类行为的确定性,这表现在水稻的种植、收割、加工、食用的各个环节,还表现在制陶和酿酒等技术特征上。上山文化已经出现一整套比较成体系的“稻作行为证据链”,已经具备稻作农业经济的雏形,稻作农业出现最早、也是最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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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炭化稻米
村落定居出现最早。如果按我个人的理解,上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同时也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完成阶段,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在考古学上有专门的课题——“新石器革命”,即研究人类历史上的农业起源和定居的出现,以及制陶术、磨制石器的产生。这是柴尔德根据西亚地区的考古材料提出的理论。
在东亚地区,上山文化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已经出现稳定村落定居的农业社会,而且与稻作农业、制陶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在时间和进程上保持一致,这有别于西亚地区定居先于农业、农业先于制陶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过程中,上山文化很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农业起源和定居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上山文化独特性和创新性的表现。
由此问题延伸出去的,是对我们的一种提示,即在上山文化之前,是否还存在一个尚未被我们认识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农业和定居或许处于真正的起源状态,上山文化已经表现出明显超出同时代文化的进步性了。严文明先生称其为“远古中华第一村”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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