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对话名家|沈荣均:诗意栖居以及器物与人的美好关系( 二 )


《天青色等烟雨》从手法上大体走的就是高居翰的路子。只是我的对话对象,是普通的日常器皿,跟完全形而上的中国绘画还不太一样,但也是存于时空浸润岁月的审美历史信物。无论魏晋宋元,四川古陶,元明青花,这些物品是当作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事物来品读的。当然,这也给自己设置了一道难题,怎样透过器皿的温度,回溯过去,触摸那些生动,携带先人情感的细节。
我在《幸福的俑》系列中,讲鸡汤故事,还原了汉代陶俑反映的一些鲜活场景和温馨细节,比如在博物馆里见到几件俑戴“戒指”,插菊花,就联想到女人的出嫁,试图从它们的笑靥中,寻找我们乐观豁达的幸福密码。这样的寻找或许需要想象和思考的可逆,谈不上创新。器物随笔,一抓一大把,我只是比专家们写得更文艺更温暖,比作家们写得更专业更接近日常罢了。
时光的回溯
采访人员:如果有人质疑,器物的抒情想象会不会偏离作为历史文物符号的一般意义。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沈荣均:本来也反感抒情,但我是写诗和散文的。有时候,触摸到那些老物件,就有一种时光回溯,类似于穿越小说的奇妙感,触景生情,忍不住跳出来,扯几嗓子,算是情感使然吧。
比如,我写《宋时花香》《苏麻离青》系列,就常常有大量颠倒时空的观照和评述。中国陶瓷之所以让世人痴迷,就是它承载了千年的岁月,扮演了中西方交流的文化使者角色,你把它看成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对它礼赞也是它们应得的尊严。器物不只有冰冷的体积,也有温度,工匠的温度,主人的温度,这是抒情的基调。
多年前,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发现了三只元青花蒜头瓶,图案是月影梅,尤其是那梅花,跟王冕的墨梅一样,风骨嶙峋,感触颇多,让我想到元末明初汉族知识分子内心的愤懑和憋屈,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月影梅》。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在长篇小说《双鱼座青花》里,以“月”“影”“梅”命名了三名女角,代表了我心目中不同的女性形象。历史符号的客观意义,并不因为作者煽情发生改变。我能做的是尽量克制,更多还是一种审美嫁接,试图通过抒情或者叙事的手法,将个体的审美感受,审美思考,以文艺的笔调去接近古器物的时代经验。对器物的审美,这是遮蔽还是揭示,我想读者自有发言权。
采访人员:《天青色等烟雨》出现“读书人”“书生”的频率很高,似乎潜藏着对读者群的期待和区分。您在创作中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沈荣均:我不只在《天青色等烟雨》里有这样的语境,在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士大夫人物随笔写作里更是如此。“读书人”“书生”或是现代悲剧性审美个体的角色常态。不管现实角色是三教九流还是五花八门,“读书人”“书生”应该成为完善自我认知的符号,至少骨子里应有如此情结。宋代书生意气很重,元明书生渐趋理性,清代的书生内敛隐忍。他们以属于自己的方式,走进日常器物,从人与器物的关系中收获审美快感。一个“读书人”“书生”,不管是明星大腕,商人官员,还是市民田夫,不一定非得天天抱书啃,把自己弄成死气沉沉的书呆子。随笔叙述中,不断强化这个身份符号,更多是一种自我完善,也有与读者沟通商榷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情怀,而非刻意区分读者群体。
信仰的轮回
采访人员:《天青色等烟雨》上架的栏目是“收藏、陶瓷、鉴赏”,似乎暗示器物的可亲可近,您笔下如何去构建与读者的“物我”交流?
沈荣均:您说的“物我”交流,我是认可的。这本书的存在,就是关于中国古陶瓷时代美学经验的传递。笔下的时代美学,可能与别的文化学者不太一样,他们更强调比较学意义的“说出”,而我更在乎作家个体“这一刻”的语境,也就是“物我”交流。读者看到的文字,可能更多像小说一样的状态描摹,像散文一样的婉转叙述,像论文一样的学术升华,像诗歌一样的情感张扬,这也是我的关于器物的艺术随笔区别于其他随笔读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