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八斗”这个成语,相传源于南朝才子谢灵运。他曾一边喝酒一边自夸:“魏晋以来,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其中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其他的人共分一斗。”(曹子建即曹植)他不是自我吹嘘,官方史书认为他“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后世文学大家也都对其赞不绝口。然而,这么一位绝顶聪明之人,却如同伟人点评的那样:一辈子都生活在矛盾中。最终把自己作死。谢灵运的悲剧,是时代与个性的共同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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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有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由此可见,王、谢两大家族曾经多么地显赫。而谢灵运就是这两大顶级豪门的混合体。谢灵运的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谢玄。想当年,在淝水之战中,面对前秦大帝苻坚亲自率领的百万雄师,谢玄毫不畏惧、挺身而出,组织八万晋军绝地反击,不仅解除了东晋的亡国危机,还间接导致十六国时期唯一称得上“强大帝国”的前秦土崩瓦解。而谢灵运的曾外祖父则更加有名,那就是被公认为“书圣”的王羲之。自带强大的家族基因,谢灵运幼时就聪慧过人,连祖父谢玄这种阅人无数的老江湖都忍不住赞叹:“我的儿子那么笨,但他怎么生出了灵运这样聪明的儿子!”魏晋以来的豪门,对于子弟教育是非常重视的。谢灵运天资聪慧、资源优越,再加上他本人酷爱学习,年纪轻轻就成了名动江南的著名才子。在东晋的文化人圈子中,谢灵运是公认的文采第一人;由于名气太大,他的衣饰车马被当时的士人视为潮流风向标,狂热地跟风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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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出身、如此的才学,谢灵运本有机会像他的祖辈那样位居宰辅,但可惜的是,当时的南朝正处于一个空前大变动的关口。东晋末年,在持续百年的内忧外患下,东晋的门阀政治面临巨大危机。公元403年,桓玄威逼晋安帝禅位,建立桓楚;下一年,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举兵,发起了推翻桓氏、光复司马氏朝廷的起义。公元405年,刘裕彻底清除桓氏残余,迎回晋安帝;但他也顺其自然地成了新的权臣,逐渐把东晋大权攫取在手。但此时的东晋政治生态已经开始了质变:出身寒门的军人群体,开始抢占原本由门阀世家代代把控的权力,阶级层面的迭代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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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一年,年方20的谢灵运进入仕途。在寒门军人当政的时代,谢家早已没了往日的风光,他只能在刘裕的部将刘毅麾下担任记室参军、卫军从事中郎。公元412年,刘毅被刘裕清除后,谢灵运被征调,先后担任了太尉参军、秘书郎、谘议参军、中书侍郎、黄门侍郎等等“非主流”的职务,距离东晋时期王、谢动则位居宰辅的风光差了十万八千里。公元420年,刘裕称帝、建立南朝宋。而在这种大好日子,谢灵运不仅没被升迁,反而从公爵降为侯爵、食邑由两千户减至五百户。公元422年,少帝刘义符即位,谢灵运则被遣出京城,担任永嘉太守;而到了宋文帝在位后,谢灵运凭借独步天下的诗文、书法获得了新帝的欣赏,甚至被称为“二宝”,被召进京城、担任侍中,时常陪同宋文帝饮酒作乐、谈论诗文。但谢灵运并不满足这种身份,他故意做出各种有违规则之事,得罪了不少人,先后被贬退、弹劾。公元432年,被流放广州,随后因故被就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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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谢灵运的悲剧命运,其实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刘宋的建立,代表着世家大族的身份、地位彻底改变。作为寒门出身的帝王,刘裕在建国的过程中大肆杀戮异己,打破了原有的的权力平衡;而在宋文帝继位后,虽然他表面上对士族非常尊重,但这只是暂时拉拢世族以稳定局面的权宜之计而已,士族政治地位的下降已成必然。因此,对于才华过人的谢灵运,刘宋历任帝王只不过把他当成御用文人罢了,不可能任其进入权力中枢。面对这一不可扭转的时代趋势,一些世家大族开始转变思维、积极与刘宋合作,并且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琅邪王氏。在刘裕夺权、宋文帝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这一家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获得的权力今非昔比,但好歹没遭受严酷打击。而谢灵运所在的陈郡谢氏则完全相反:他们被杀得最惨,谢混、谢晦、谢灵运、谢综、谢约......陆续难以善终。这自然有谢氏最具实力、影响最大的因素,但也跟他们未能积极转变思维脱不了干系。谢灵运就是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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