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数民族语文研究方面 , 四川蓬安人藏学家张怡荪从1928年“萌发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 , 于1985年《藏汉大辞典》终于出版 , 被吴玉章奖金评委会评论为“在各方面都超过一直被国际上奉为权威辞书的达斯《藏英辞典》” 。
在历史学与考古学方面 , 著者提纲挈领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巴蜀史学 , 大致可以一分三:一是固守传派的旧派 , 注重史料的收集 , 史志的编纂、史书的校勘、方志的修纂等, 以宋育仁、张森楷、向楚等人为代表;二是吸纳西学(新学)的新派 , 以新的理论与观点审视中国历史 , 以新的方法与手段研究历史文化 , 以郭沫若为典型代表;三是熔铸新旧、会通中西的融会派 , 以蒙文通为典型代表 。 ”并以四个人为例 , 做了论述 。 如此可以看到著者是将“民国”时期的巴蜀学术的史学研究的考查 , 置于“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汇的语境进行分析研究的 。
最后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方面 , 从由经学而哲学的廖平与吴虞 , 到中国哲学研究的谢无量与郭沫若 , 再至现代儒学新家贺麟与唐君毅;对“民国”时期四川学界对西方哲学研究是从1930年前后开始的 , 代表人物是四川叙永人、中国现代专门研究黑格尔的先驱张颐 , 接着是四川金堂人贺麟 , 还有就是四川潼南人杨一之 , 他们三位川籍学人都为中国的西方哲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
著者对于“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后 , 所得出的结论为:“回顾历史 , 巴蜀文化 , 巴蜀学术曾经出现过三次高峰:第一次是汉魏时期 , 第二次是两宋时期 , 第三次是晚清‘民国’时期 。 其中 , 第三次高峰离我们最近 , 更具有现代性 , 也值得继承与弘扬 。 ”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跨界研究 , 主要是以史学为根柢的学科跨界研究 。 著者在引言部分就开宗明义道:“总体看来 , 影响‘民国’巴蜀学术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自晚清以来的‘新学’与‘西学’ , 由此刺激了‘旧学’ , 也启发了‘国学’;二是‘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格局 , 尤其是四川地方政局的变动对巴蜀学术有着直接的影响;三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的战争因素 , 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内迁尤其是高等院校与文化机构的内迁 , 直接助力于四川的文化与教育 。 ”
“民国”短祚 , 然而文化纷繁 。 国家文化处于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 巴蜀学术异常创发 。 如同学者李学勤所言:“从晚清以后 ,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中心位置有所转移 , 当时迁移的重心 , 我认为 , 一个是‘湘学’ , 一个是‘蜀学’ 。 ‘湘学’与‘蜀学’是在那时新形势下形成的人文学术的两个中心 。 ”
面对如此纷繁的“民国”时期巴蜀学术的文化现象 , 著者在梳理时学科跨界 , “就学科而言 , 本书所涉及学科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马克思主义、文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 , 少量的文字旁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理、工、农、医等 ) 。 ”
最为明显的是《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体例 , 也是一种跨界的表现 , 采纳的是目前学界广泛流行的“新章节体” , 还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经传体”“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与“学案体” , 可谓博采众长 , 要言不繁 。 为了正文的流畅 , 同时为了减少枝蔓 , 著者还借鉴了《史记》的“互见法” 。
为让时间上的眉目清晰 , 著者还借鉴《左传》《资治通鉴》等编年体的长处 , 特意制作了一份历史事件与学术现象互呈的“民国巴蜀学术编年”附后 , 不仅梳理了国家历史下的“民国”巴蜀学术的脉络线索 , 亦为后来的学者查阅提供了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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