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大宋朝的黑名单，后世子孙却以祖先上榜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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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封建社会士大夫政见相同、意气相投时，越聊越近乎，就会拉帮结派，形成利益集团。所谓的“君子不党”没几个人能做到。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就是“党争”。党争在历朝历代都存在，影响比较大的有晚唐牛、李的“朋党之争”，明朝东林党和三党（浙齐楚）及阉党之争，北宋新旧两党之争。这些党争加剧了政权的动荡，成为导致国家灭亡的重要因素，因此史学上有“国之将亡，必兴朋党”之说。北宋的新旧党争是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前后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历时约半个世纪，对北宋政治影响很大。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守旧派人数众多，王安石无人可用，只好大胆启用新人，许多奸佞小人厕身其中，因宋神宗当时的年号是元丰，新党也被称作“元丰党人”。新党对旧党党同伐异，大打出手，大多旧党官员被贬谪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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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宋神宗病死，赵煦登基为帝，是为宋哲宗。改年号为元祐，此时宋哲宗才九岁，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执政后，启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对新党成员也是“反攻倒算”，将新党成员章惇、蔡京、蔡确等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旧党也因此被称为“元祐党人”。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他对高太后的压制和旧党不满，召回了章惇、曾布等新党，恢复了王安石新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免役法”。章惇等上台伊始，就大肆报复。就这样新党和旧党反反复复，“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方得势，不问青红皂白，必对彼方打击报复。割裂越来越大，仇恨越来越深。国家的政策不能延续，内耗严重，大宋一步步走向覆亡。到了宋徽宗、蔡京掌权时候，对旧党的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起初宋徽宗对党争的弊端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得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但好景不长，他受宰相曾布的撺掇，想行速效之法，又改年号崇宁。崇宁何意？崇尚宋神宗熙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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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选用的主持变法之人是蔡京。蔡京是北宋有名的权相，是''六贼之首''。他四度出任宰相，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蔡京是奸邪小人，一开始周旋于新旧两党之间，后被旧党识破，将他贬黜，他怀恨在心，后来也就以新党自居。蔡京主持的变法没有一件和王安石的变法相符，变法只是他擅权误国、迫害异己的工具。从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三次大规模对元祐党人进行迫害。崇宁三年更是开列了集大成者的“奸党黑名单”，由当今天子宋徽宗亲自题写，并刻在文德殿门东壁。蔡京也亲自出马，题写了碑文。颁布全国州县，都要刻碑。这就是“元祐党籍碑”。上了黑名单的人，不仅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旧党，还有几个像章惇、曾布这样的新党人士，他俩是因为是蔡京的政敌而被强拉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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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黑名单的官员，重则关押，轻则流放。在这309名中，流放岭南的就有32人。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株连。宋徽宗下诏规定，凡是党人子弟，不论是否当官，都不得在京城居住，也不能擅自进京。皇室宗亲不得和党人子弟通婚。此外在科举考试、做官上也有诸多限制和歧视。这些官二代一下子成了“黑五类”。元祐党人很多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家、思想家，为了消除他们的影响，蔡京下令焚毁他们的著作。黄庭坚、苏轼、苏洵、苏辙、秦观、程颐的文集都曾遭到焚毁。蔡京之流还想烧毁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高人抬出宋神宗，《资治通鉴》是宋神宗作序，他们才作罢。在当时老百姓的眼里，司马光、苏东坡、程颐等都是忠良正直之臣，像蔡京这样的才是大奸臣。蔡京之流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慨和责难。苏东坡的文章是越禁越流行。长安有个叫安民的石工被征去刻“党人碑”，他推辞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司马光)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大怒，要给他定罪，他哭着说：''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蔡京之流立碑的目的本来是想搞臭元祐党人，没想到适得其反，反而抬高了他们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