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舜传位给禹后，为何却死在两千里外的湖南？考古有了颠覆发现( 二 )

史书给出的理由是舜帝“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也就是舜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儒家甚至夸赞舜“勤民事而野死”。但这个理由可信度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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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巡狩”这个词本身就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帝王巡视自己的江山，第二层则是“囚徒”的隐晦说法，北宋的徽钦二帝、明朝的明英宗被俘后，史书均用了“北狩”一词就是例证。
其次，从考古发现来讲，舜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为龙山文化，在其南的江汉平原一带则是三苗族群创造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更南的宁远则是百越集团所属。百越彻底融入华夏已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事了，而舜所在的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前后，龙山文化的影响范围并没有到达苍梧之地，说舜因为勤民事主动巡狩此地，并不符合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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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这还得从陶寺早中晚三期的考古发现说起。
上文提到，陶寺早期到中期出现了文化“变异”，意味着有新族群进入统治阶层。但这种进入却并非以和平方式完成的。
在早期向中期过渡以及在陶寺晚期时，陶寺遭遇了两次大规模人为破坏。早期王城在中期时被毁掉，中期统治者重新营建了新的王城。中期贵族墓葬一改早期随葬木、陶、石质礼器的葬俗，大量随葬玉器和彩绘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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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晚期时，暴力色彩远超第一次的更迭。王族墓葬在晚期多次被盗扰，人骨散落一地，宫殿和天文观象建筑均遭故意毁坏，宫城南墙内发现了屠杀惨象，一位35岁的女性人骨下体插着牛角，颈椎断裂。
值得一提的是，陶寺的两次大规模暴乱，针对的对象都是王族墓葬和宫殿建筑，早期小墓和中期的中等级贵族墓葬均被有意避开，这表明，破坏属于内讧，而非外来入侵者。
显然，陶寺考古的颠覆性发现，推翻了史书描绘的尧舜禹禅让的美好场景，尧传位给舜和舜传位给禹，其实都伴随着暴力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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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舜的继位不存在所谓“禅让”，那么禹的继位自然也没有理由遵循这一传统，这恰好与陶寺中晚期两次政变风暴相吻合。
面对暴力夺权，舜“南巡”逃亡直至“野死”也就合理了。
事实上，史书记载中关于舜的结局原本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传统史书受儒家思想影响，极力维持“禅让”的美好愿景，而《韩非子》《竹书纪年》则直言不讳地写下：“舜逼尧，禹逼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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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唐朝时，仍流传有“尧幽囚，舜野死”（即舜死于流放或出逃的路上）得到说法。
至于舜逃亡地为何选在了一千多公里外的湖南，或许是为了寻求三苗与百越的联合，或许是为了避开“禹征三苗”的兵峰，逃亡到大禹势力不及的边陲，我们留待在今后的文章后再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