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福柯：知识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切断”( 四 ) 历史|批判|自由|思想|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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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遗著、“性经验史”最终卷《肉欲的忏悔：性经验史第四卷》中译版本。
福柯在很多地方都明确肯定了社会实践的基本性和构成性作用，并将它们选为其研究的固定对象。 20世纪60年代，在他的考古学阶段，他主要关注的是科学的话语实践，以及其中的内在规律性。通过辨识出科学实践的规则和约束条件，他试图表明，诸如生物学、语言学及作为其对象的生命和语言等知识领域，是如何在思想史中浮现出来的。 20世纪70年代，在他的谱系学阶段，福柯主要研究的是权力关系以及支撑它们的知识形式：比如，犯罪精神病学的发展如何使医生对于违法犯罪者的权力得以可能。在其思想的最后阶段，他研究了人们如何能够通过伦理实践和锻炼来塑造自己，他称之为自我技术（techniques of the self）。
尽管福柯的分析对象主要是社会实践，但他并不认为，一切都是按照工厂生产汽车的方式被社会建构起来的。说同性恋在特定的科学实践之前并不存在，以及是历史发展使其得以可能，不是说我们现在与之紧密相关的那些特定行动和感觉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它们是作为科学分析的对象而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实践中以不同方式被科学所对象化。比如说，有时候，特定行动和感觉被对象化为精神疾病，而在其他时候，它们又被视为一种致命的罪恶。科学实践和规范它们的各种规则，使某些实体仅仅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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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安导演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然而，特定的行动和感觉被科学所对象化的特定方式，会对该行动和感觉的主体造成巨大影响，从而也会对特定的行动和感觉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如果有人因为对同性产生性欲而被视为精神病，那么，这种分类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看待自己的方式。被医学专家告知自己的欲望是病态的，将是努力改变该欲望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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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体哲学”的批判
人们经常发现，福柯将其分析对象限制在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中，因为从关于人的科学中产生的对象和真理对于被研究的主体具有构成性影响。植物学家对植物进行分类的方式对植物“行为”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对于人类来说，随着科学家想出新的对象、分类和范畴，将会导致相应类型的人，以及相应类型的行动和感觉。划分人群的范畴是跟适合这些范畴的人群同时存在的。这两个过程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动态的互动关系。
于是，各种实践就以复杂而缠绕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现实：它们既构成了知识的对象——比如同性恋，同时人们又根据这种知识而将特定行为和行动的人视为同性恋者。这种循环效应正是福柯认为权力关系和知识形式创造主体的含义所在。他试图通过其历史研究，来理解和描述不同主体被建构出来的过程：比如， “违法犯罪者”或“同性恋者”的身份是如何作为自然的、科学的分类而浮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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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安导演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对于主体的这种取向等于是对“主体哲学”（philosophies of the subject）的某种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圈子中，这意味着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明确攻击。主体的优先性在康德的激进思想中得到了有力的表达，他认为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都必须符合人类的认知能力。要理解现实的最终结构，我们不能进入和研究世界本身，而只能借助于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这一思想在现象学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德国的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他们在法国的追随者萨特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核心观点是，所有哲学探究以及所有科学理论的出发点都是主体的第一人称的、鲜活的体验。哲学的各种抽象理论和客观结构是以某种更为根本的层面为基础的，只有这一层面才能使它们得以可能，这一层面便是主体对于现实的第一人称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