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詹姆斯·C.斯科特：读起来不痛苦，就不是好的研究？( 五 )

可是，如果我像个负责任的成年人那样行事，我会自问：“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和读政治学的，我学到了或知道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我会指出有关合理性（rationality）的韦伯式洞见，以及有关物质利益的未经加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我确实从符号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几年前我正在开车的时候忽然顿悟了，我在汽车保险杠上瞥见一张贴纸，上面写着“美国，爱它或离开”。我心想：“只有我读过那些符号学的东西，才让我意识到这张写着‘美国，爱它或离开’的保险杠贴纸，其实是对另一张没贴出来的保险杠贴纸‘美国，我恨它，我要走了’的回复。这是一种反对消极缺席的主张的声明。”
同样，如果你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顿（Allentown）或威尔克斯-巴里（Wilkes-Barre）的人交谈，告诉他们，他们来自一个多么糟糕的小镇，他们会勃然大怒。我的妻子来自匹兹堡，她也是这样的。越是糟糕的地方，就越需要保卫。符号学告诉我，每一种话语其实都在与看待世界的别样方式进行对话。

文章插图
《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美] 詹姆斯·C. 斯科特著，袁子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
问：您认为当代政治学过于强调方法论的严谨，导致大量研究聚焦于琐碎问题。那么在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答：如果你看一大堆博士论文，它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处理一个强有力的且有趣的问题，另一类则不是。大多数论文属于后一类，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都很无趣，一开始就根本不值得去问。有很多论文提的问题我甚至懒得知道答案。我宁愿看到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的失败的努力，也不愿看到解决一个琐碎问题的成功的努力。
林德布洛姆说得很好。据林德布洛姆讲，在莱特兄弟之前，芝加哥的几个兄弟曾试图飞起一架飞机。他们失败了，他们的飞机掉进芝加哥河里。林德布洛姆的观点是，如果没有这次崇高的失败，莱特兄弟就不可能取得他们的成就。所以，如果拿本·安德森（Ben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书来说，它的开头是这样问的：“为什么会有法国无名氏的坟墓、美国无名氏的坟墓，却没有一位无名资产阶级、无名无产阶级的坟墓？为什么有些集体属性能激发强烈的情感和行动，另一些却不能？”这是绝妙的问题。《想象的共同体》是一本疯狂的书，但没有人会认为它不过是一本谈论过时了的兴趣的书。

文章插图
发言中的斯科特。
04
过度专业化的问题
问：除了政治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这门学科还有哪些方面让您感到困扰？
答：政治学存在着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那些对越来越少的人才有吸引力的、日益专门化研究的小圈子越来越多。
根据我的同事道格拉斯·雷的说法，其实有人对一篇社会科学期刊文章的平均读者数量做了一项研究，结果是少于3人。让我们设想这可能是由于只考虑了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平均读者数量实际上是9人吧。
这仍然意味着，同行评审期刊的整套生意对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影响，那只不过是一台为人们取得终身教职而设计的鲁布·戈德堡机械（Rube Goldberg machine）罢了，布鲁斯·拉塞特经营的《冲突解决学报》（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就是一个例子。没人读那些东西。它自成小圈子，贡献者们互相抚慰。但是，在参引期刊上发表文章仍然控制着人们的终身教职，即使这些文章只有少数人在引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