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文汇学人｜王璞：漫谈《女神》中的另一种“两性结合”( 二 ) 春联|祝福|宁夏书画院|中国梦

全诗结尾处的呼语（apostrophe），不仅把蒸汽船的浓烟比作“二十世纪的名花”，更把这正在席卷东亚、席卷全球的工业美感命名为——“近代文明的严母”。近代文明为何不能按照中国传统的类型，只是所谓“严父”或“慈母”，而必须是“严母”呢？这一回的“卒章显志”，既是“浪涌”的水到渠成，又在形象上有点出人意料。有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告知，日本人的确有“严母”的说法和文化偏好，郭沫若或许受了影响。但我却希望再多做一点联想。
这里的“严”，当然是指现代文明的“严厉”，它作为社会发展的“铁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代表了“雄壮”的历史必然进程。但另一方面，这“严厉”的，却又是“母亲”，是“母题”和“母体”，孕育着生产力和人的自我更新的能量。众所周知，对“力”的礼赞，对“永恒之女性”的崇拜，是《女神》两大主题，这两者在这里悄然合而为一。在诗人的想象中， “近代文明”正是雌雄同体的理想型，是两性结合的新典范。同样众所周知，从《女神之再生》到《凤凰涅槃》，又有一个以“女性”为人类更新之机的线索，我想强调，郭沫若的“永恒之女性”已然是两性结合体，是雌雄同体的“一切的一”。两性合二为一，由爱欲主题转为文明视野，乃至代表了某种文化政治欲望，透露出《女神》的现代人性理想。
这是不是我的过度解读、牵强附会呢？未必。其实，早在法国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中，雌雄同体的人性范型就是乌托邦想象的一部分。和圣西门派有关的各类社会主义者们不仅构想新社会，而且构想两性合体的新人类，把亚当和夏娃两个名字结合起来，提出“亚当夏娃主义”，又命名这种理想型为“母父” （le Mapah）。从瓦尔特·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手稿中搜罗的材料中，我们可以读到“圣西门公式：男人记忆过去；女人神启未来；二者结合洞察现在”，也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乌托邦信仰， “在上帝中发现了女性和男性因素，力图通过神职的婚姻来复活这些因素”，在这样的信仰中， “父”是“铁一般”的， “母”是拯救的恩典，而两者必将“拥抱”。
【女神@文汇学人｜王璞：漫谈《女神》中的另一种“两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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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版《女神》封面

两性结合成就理想人类社会，这样的意向，最终又在郭沫若对歌德《浮士德》的翻译中完成了隐喻。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僵持期，郭沫若终于译成了《浮士德》第二部。《浮士德简论》中，他对浮士德灵魂得救这一结局进行了中国革命的解读。在他看来，浮士德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进步个人主义，而甘泪卿/永恒之女性代表了人民民主，她携众天使出场救赎浮士德的灵魂，意味着天堂也起了“性别革命”。进步个人和人民民主的结合，也是“两性结合”，这才是中国《浮士德》的大结局，是中年郭沫若所憧憬的中国革命新图景。
当然，今天回看，不论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中国诗人郭沫若，他们的“两性结合”理想仍受制于“男性特征”“女性特征”这样的二分法，未脱于性别刻板印象。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隐藏其中的乌托邦因素，那是向往和“展望”，朝着一种充满性感爱欲而又超越性别区隔的新人性、新文明。
“两性结合”的论旨大体如此，本该收笔，但我们由“自然和人生的婚礼”也可以联想到《女神》中除此之外的“婚筵”，比如《日暮的婚筵》：

夕阳，笼在蔷薇花色的纱罗中，如象满月一轮，寂然有所思索。恋着她的海水也故意装出个平静的样儿，可他嫩绿的绢衣却遮不过他心中的激动。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笑语娟娟地，在枯草原中替他们准备着结欢的婚筵。新嫁娘最后涨红了她丰满的庞儿，被她最心爱的情郎拥抱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