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清代用儒家道统强化统治合法性，以祀孔尊儒来贯穿知识分子的思想

定鼎之初清廷祀孔尊儒之策，是明显的权术所为，其对于明代典制的承袭，一方面是受制于国力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出于继道统而新治统的需要，归根结底乃是权术所为。从这一点来说，进入盛世以后，清廷在祀孔典制方面所做的革新并不出乎其外。
一方面，是由于四海承平，使朝廷有足够的政治精力，更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祀孔之礼进行部分调整。如康熙二十五年，针对武官陪祀的诏令，正是基于国内一片祥和，无全面战事之情势，表明了祭祀尤其是祀孔也是武官之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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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雍正之时，无论是改幸学为诣学，还是避讳致斋，亦或者是重建辟雍以行视学新制，其出发点皆为祀孔尊儒，都是强调朝廷将崇儒教化，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的、且要坚决执行的国策，体现出清廷此时专于内政的政治方向。又如雍正十一年，世宗为确保各省州县祀孔礼仪完备，祭品丰洁，允许从公款内拨补，则更是基于此时国力强盛，国库丰腴。而乾隆时期，高宗多次南巡，八次诣阙里，乾隆四十三年后，每年巡幸热河几乎每次必诣文庙，这些盛大的祀孔仪式，都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支撑，其背后所代表的，正是康干盛世之下中华强盛的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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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盛世之中，尽管对于治统合法性的质疑之声，已经微弱很多，然而对于治统合法性的顾虑，却始终萦绕于清代帝王心中，以至乾隆中叶，尚有叫魂等治统恐慌。因此，康乾诸帝在表现出对王朝正统绝对自信，高喊着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同时，也必须进一步借助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统，来强化自身治统合法性，以祀孔尊儒来保持天下知识分子的归心。不过已经不再如清初那样承袭旧制，战战兢兢之中不加更改，其改革思路充满了文化自信，并不断表示自汉至明，典多缺略，以此突出自身崇德报功，远轶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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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圣祖所开东巡祀孔之制，仿若汉代帝王东巡，从制度上追述古人，暗含有归于正统的含义，意在强化正统形象，加强与道统的链接。这对于刚刚结束三藩之乱，需要重振朝纲、统摄人心的圣祖皇帝而言是非常必要的。至于献功、告祭之制的设立，也遵循了这种追溯正统的思维模式，所遵循的制度，甚至可以的追溯到上古三代，以所立新制的正源，来进一步强化其统治的正统性，两制虽为殊典，在清代仅举行过寥寥几次，但其所传达的政治含义，甚至比列为常制的春秋丁祭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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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廷中期所做的一系列典制构建，颇有恢复中华正统古制的意味，而不似夷狄之君的即兴所为。然而，如此就此将清代中期一系列祀孔变革，单纯的归结为基于清廷祀孔尊儒之策的政治表达，视其为权术所为，未免有所偏颇而忽略了身处中原汉地，清廷所受到的汉化影响。事实上，随着祀孔尊儒政策的实施，一大批汉人士子们，对清廷文化上的隔阂日渐淡薄。在清廷一系列诸如开博学鸿儒等，招徕人才的政策鼓动下，像李光地、陆世仪、陆陇其、熊赐履、杨名时、朱轼、阮元等理学名家、鸿儒巨擘皆在庙堂之内，实践着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也将儒家信仰，真正的根植到了清廷统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