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清代用儒家道统强化统治合法性，以祀孔尊儒来贯穿知识分子的思想( 二 )

文章插图

一大批满族权贵，逐渐淡化了其本民族的文化，孔飞力先生认为：从他们的语言能力上，颇为不详的表现出来；而满族精英们，则高度汉化满族上层人士，已经学会了对中国精英文化的因应之道。就此来论，到了清代中叶，除了人为制造的民族身份不同外，这一时期的满族统治者与汉人，在文化上几无二致。因此，在祀孔方面，对于孔子的崇敬和祭祀，也就不单单是传统的汉族儒生们，表达尊师信仰的传统仪式，或者是朝廷为了笼络士子们，所进行的一种神道设教的权术所为，而实实在在的成为了统治者，表达信仰的一种仪式。
【高宗&清代用儒家道统强化统治合法性，以祀孔尊儒来贯穿知识分子的思想】

文章插图

故而这一时期，清廷所做的祀孔典制的创制和更定，毫无疑问的、讲也是根据自己信仰所由衷进行的。乾隆一朝，正是那个极力推崇国语骑射，对于满族人殊失国初浑厚之风，而表示极度担忧的高宗皇帝，其幼诵简编，心仪先圣一言一动，无不奉圣谕为法程服膺圣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释于怀，本就是一位精通儒家学说的饱学之士，儒学修养甚至不输于当世的名家。凭借着对于先师的极度崇拜，和对于儒家文化的极度热爱，高宗一生当中，亲诣阙里达到八次，是为历代帝王阙里祀孔之最，而且南巡道出鲁邦在仰数仞之宫墙，杏坛在望之时还必遣官告祭于阙里。

文章插图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高宗上谕拟于回銮度淮后，由顺河集前往徐州，取道至山东之曲阜，展谒孔林用申仰止之忱，而与皇帝銮舆并行的皇太后銮舆，则仍由顺河集先至泰安，此时距离高宗上次亲诣阙里，仅仅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即申仰止之忱，足显高宗对于祀孔之热衷。到了乾隆五十八年，高宗堂而皇之的以天朝上国自居。虽然时值清代中叶，对于祀孔典制的创制与更定，虽然依旧不离神道设教的权术思维，但很显然也是信仰所系的结果。这既是进入大清朝堂的汉族知识分子们，才华施展的结果，也是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进入到一个文化强盛地区，所不不可避免的宿命，这一宿命在中华历代少数民族政权，进入汉地的历史中，已经被无数次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