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全长不过1米5的车战利器青铜戈，为何能成为中国最特色的兵器？( 二 ) 出版|万有引力|切尔诺贝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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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的地位变化发生于商代。这一阶段，战车开始出现在战场上，《吕氏春秋·简选篇》：“成汤以良车七十乘,必死五千人”，当然，吕不韦的时代距离商汤灭夏隔着数个世纪，如果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可信度存疑，但《司马法》也多次提到夏代一种极可能是战车的戎车。而商代，则是有实物一车两马形制的实物战车出土，武王伐纣时战车的数量就更是直接写进了《牧誓》之中。《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的作者认为，随着战车的出现和成熟，原始而混乱的徒步混战被更考验阵型和配合的车战替代，而利于挥砍的戈这才成为商代最重要的近战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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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推测最大的问题在于，至今为止，考古人员依旧没能挖掘出任何一柄适用于车战的商代长柄戈或者商代长矛，甚至早期的戈很多都是80cm，单手斧的程度。商代出土长度的长柄武器，以1952年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140cm矛柲为典型代表，这支矛柲即使是安装上矛头后，长度也只有155cm，略高于同一时期出土的最长青铜戈，而这种长度，用于春秋时期常见的战车错毂战，显得实在是有些儿戏。因此，这些长度大多不过150cm的青铜戈，真的能因为车战而盛行，继而影响商代青铜戈的保有量吗？这一点我们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相反，如宝鸡竹园沟和北京琉璃河等地，出土的周代青铜器物中，就有多件长逾400cm的车战长矛。这样的形制，也进一步印证了《考工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的说法不虚。即使车战导致戈的流行这一猜测，并不合理，但有一点却是事实，从出土的商代青铜文物来看，青铜戈出现的频率的确要远远高于青铜矛。抛开殷墟西北岗那个对长矛似乎有偏执爱好的商王墓不谈，如今出土的周代青铜兵器中，戈的数量要比矛多出至少四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愈发正规且专业的步战方式有关。商代军队的作战方式，相较于夏朝有所转变，在装备配置和训练等方面，更加职业化。1976年，考古学家曾在陕西省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小冢村西北发掘出一个封闭的商代铜器窖藏，据推测，里面存储的可能是一支商代百人队所配备的军事装备，其中除了95件戈及其变种戣外，还有大量的青铜面具和盾牌，以及282件可用来安装在皮胸甲上提高防护力的铜泡。从盾牌、头盔数量反向分析，人们猜测这支百人小队在作战时需要摆成密集的作战队形，才能发挥这些防具的防护作用。也就是说，此时的商人，就已经开始依靠密集阵来对抗敌人了。在这种密集阵当中，长度略长于斧钺、刀剑的青铜戈，恰恰得以发挥最大的效能。他们以盾牌为防护，使用青铜戈啄击和推击敌人，迫使他们露出破绽。在战国之前，参军是一种权利，只有贵族和处于核心圈的国人方能进入军队参战。这就意味着，这些参战的军人大多数是训练有素的精锐，在他们手里，青铜戈这种多面手的武器才能显露出它的狰狞面目。不过，商周时期，虽然是戈类武器发展的巅峰，但在这种强势的背后，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戈也在适应着时代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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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长胡刃内戈单以商代为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早期的青铜戈多为无胡设计，虽然能进行啄击和推击，但并不利于勾杀，为了增加勾杀动作的伤害性，商代晚期乃至西周时期的青铜戈逐渐向中胡和多穿发展，一方面增加勾杀动作的杀伤力，同时减少勾杀时戈头脱落的可能性。这对于青铜戈效能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经过训练的专业军人而言，他们的勾杀动作并非两部分，而是一次发力，利用戈锋与胡部的角度带动横向作用力切开人体组织或者贴身皮甲——这种切割带来的伤害对于无甲和皮甲目标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